复旦精神是在复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也是在我校的教学中逐渐凝聚、体现出来的。那么，近一个世纪的教学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呢？笔者就从一门基础课说起吧。

　　“语言学概论”是我校中文系一门历史悠久的基础课程。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这门课程的教学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在西方语言学建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的理论，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

　　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早在1933年撰著出版的《语言学原理》一书的“例言”中就阐述过这样的宗旨：本书编制的目的，在使读者明了语言的性质，并关于构造、组织、发生、变化种种的原理，以为各种语言学专门研究的准备。……要想进求解决中国语文问题的，便可因此得着一个切实科学的基础了。(张世禄《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然而这样一个切实科学的基础，不是纯粹以西方语言理论为蓝本的。张世禄先生重视的是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通与对话，反对的是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浓重的西方本位意识。我多年担任张先生的助手，耳濡目染，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如何发展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给我们77级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的濮之珍老师在她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语言》一书中就作过积极的探讨。她在论述语言的社会本质时，清晰地阐发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

　　复旦大学的老校长、中文系语言研究室的创建者陈望道先生，一贯主张对于外国的东西在拿来运用之前，必须首先下一番鉴定的工夫，这关系到中国语言学的方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给语言研究室语言理论小组定下的研究方向就是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化”，目标是建立以汉语事实为依据，融古今中外语言理论为一体的复旦学派。为此，由吴文祺先生领衔，濮之珍老师等专注于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高天如老师等专注于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研究。陈望道先生自己也提出了建立汉语语言学理论的一系列观点。当时复旦的理论语言学老师们提出的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是语言学而非语文学、《马氏文通》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中国语言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章炳麟语言理论的重要意义等，都开语言理论本土化的风气之先。在陈望道先生的领导下，复旦老师们编写的《辞海》(语言学分册)，体现了语言理论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文系的郭绍虞先生。他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和《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是我经常向学生们推荐的必读书目。我的一位本科同学多年担任郭先生的助手。他告诉我，郭先生痛感传统语文精神在现代西方语言学规范下的失落。拿语法来说，郭先生认为，不忽视古人对语法的意见才更容易建立汉语语法学，因为古人的意见往往体现了汉语的特征。我国语法学界一直强调“洋为中用”，但“洋为中用”的前提是明了汉语的特征。合于汉语的特征就能为“中用”，不合就不能为“中用”。我想，郭先生的话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对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进行现代阐释。这也是郭绍虞先生何以能独具慧眼，提出诸如“汉语以名词为重点”、“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汉语的音乐性、顺序性、灵活性、复杂性使修辞的作用超过了语法的作用，而语法修辞浑然一体”等发人深省的观点的原因。

　　我的老师们，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前辈，在发展汉语本土语言学理论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辛勤探索。他们使后辈在走上语言学道路之时就自觉地认识到建立汉语自身的分析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十多年在语言学理论上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前进的。我最近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课教材《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也立足于这一思想。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以从容的心态与西方学术理论对话，以稳健的步伐走古今中外融通的发展之路，这就是复旦精神，也是中文系“语言学概论”基础课的悠久传统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和深刻启迪。一代一代年轻的教师会在这条道路上继起迅跑，为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注入新的活力！

　　(申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