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大学必有伟大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精神乃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内在逻辑，大学存在的最后理由。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在中世纪的欧洲，而中世纪大学最可称颂的，就是其浓厚的世界精神，超越国界的性格。现代大学的起点则公认为德国的柏林大学，她来自德国人的战败耻辱感，没有19世纪德国学人文化复兴和民族自立的精神，就没有德国现代大学的光辉典范。
大学的精神足以体现并决定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因此，伟大的大学必然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民族相联系。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而北京大学的制度与理念是借鉴西方大学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这一事实本身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发生认同危机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潮流的冲击，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就等于没有灵魂、缺乏立国之基，丧失了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内在根据。只有强大的民族精神，才能“以届他国而自立于大地”，才会产生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形成内在的向心力和外在的竞争力。
根据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说法，大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教育之良窳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不算夸大地说，大学在形塑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进而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大学的精神关乎文明的性格。美国文明最基本的性格乃是“独立”的立国精神，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独立战争，更是一场促使“新大陆”在精神上、文化上独立于“旧欧洲”的独立战争。这种精神可以在爱默生的《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讲中得到最好的诠释。1837年的哈佛大学，爱默生提醒“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青年学子，不要成为在美国的德国学者、法国学者或英国学者，而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未来将属于美国学者。
从全球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毋庸讳言，大学既有其世界性与开放性，又有其民族性与历史性。对大学的发展绝不能采取一种狭窄的工具主义观点。因为大学精神的发展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将那些源于其他文化的普遍价值转化为我们的新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新的民族精神的建立仍然需要植根于本民族五千年来自立于天地间的文化传统之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建立新的民族精神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国家理想与社会理想，而只有建立了新的民族精神，才会有真正的属于中国的现代发展道路。大学精神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旦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家园，更是塑造我们民族精神的家园。复旦精神平素并不彰显。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是我们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元素，可是一旦重大事件来临或者外界环境发生剧烈振荡，复旦精神就会在每一个复旦人身上释放，并指引人们对我们时代的问题作出鲜明的判断。复旦精神最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包容性，既有一些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又承认文化上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这正是我们今天塑造民族精神最可珍视的品质。中国的“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复旦精神视为己任；德里达强调大学作为一个无条件追问的场所在今天社会中应负的使命，复旦精神从不拒斥。复旦精神要求每一个复旦人作为学者力求解释世界，作为实践者力求改变世界。而复旦园永远提供复旦人一个场所：用诚心去发展学术，用道德去追求真理，用毕生去实现信仰。在这个时候，复旦精神那不绝如缕的传统，就会生生不息地流淌在我们的血脉，并得以延续。根据大学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我们要说，我们民族精神的系谱中，一定会有复旦精神的涌动。这不是夜郎自大式的狂想，而是对大学精神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重生中应有贡献的自我期待和庄严承诺。
- 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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