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

　　语言学家，曾翻译出版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年轻时外号“红头火柴”，严肃中充满温情。1955年，贾植芳先生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一天，陈望道夫人蔡癸女士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俩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从此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

　　郭绍虞

　　语言文学专家，《辞海》副主编，著作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宋诗话考》、《汉语语法新探》等二十余部。

　　学问好，文章也写得极规范，说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模仿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

　　陈子展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

　　除了常常穿土布制服外，酷肖孔祥熙。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求学到长沙县立师范，与求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脾性相投，常在一起踢球、聊天。解放后，“右派分子”的帽子扣在其脑门，却从未想到致函向毛泽东叙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陈子展一度要调离复旦，竟把自己多年的藏书拉出来，整本整本地送给一个在校门口摆摊的小商贩，让小商贩拆了当作包花生米的纸，而他自己则准备效仿严子陵桐江隐钓。

　　朱东润

　　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1958年，中文系召开“跃进大会”，大家把朱先生“促”上台，要他表态。他踌躇再三，终于在敦促的口号声中开口，却说，原定五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当时提出的指标，大都论月计天，人们催逼他“再鼓干劲”，他却再也不肯改口，说“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不能提前了。”“跃进”热潮消退后，人们早已忘了当年的豪情，朱东润先生却“不在军中也无戏言”，如期完成出版了三部著作。

　　刘大杰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等著作。

　　讲古典文学，常杂以今事。1950年代作《红楼梦》报告时，说林黛玉背着一个小皮包，漂亮极了；到六十年代，就说林黛玉穿着的确良衣服，非常漂亮。盖因这两者当时都是妇女的时髦用品。鼓励班上的运动员同学，就和他大谈杜甫小时候如何会爬树，拜仑游泳如何好等等。别人讲了要闹笑话的事，出自他口中，却很风趣了。

　　吴文祺

　　语言学家，《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著有《新文学概要》、《辞通续编》等。

　　《辞通》作者朱起凤次子，后出嗣外祖家，改姓吴。幼承庭训，学有所成，协助父亲编撰《辞通》。书编成后，出版未有着落，吴文祺遂在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的利器———〈读书通〉》、《介绍九丹先生的〈辞通〉》两文(《辞通》原名《读书通》)，为其父的著作大作广告，为学界一大佳话。

　　赵景深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曾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在元杂剧和宋元南戏的辑逸方面作了开创性工作。

　　他教戏曲，向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曾拜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为师，学艺8年，会唱20多种地方戏曲。合家都能登台扮演。1950年代，赵景深为中文系开设元明清文学课程，曾多次亲率“赵家班”到相辉堂表演《长生殿》、《邯郸记》中“小宴”等折子戏，讲唱兼具的“赵派学术”轰动复旦校园。

　　蒋天枢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楚辞章句校释》等。

　　陈寅恪晚景凄凉，蒋天枢一人陪伴其左右。陈寅恪把一生书稿交给蒋天枢，蒋天枢后期一心致力于整理先生文稿，却拒在成集后的书上署名，并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开给的2000元稿费，古道可风。

　　张世禄

　　语言学家，著有《中国音韵学史》、《古代汉语》等。

　　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发起了“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许多本来主张用“语法”的人，都投至“文法学派”的大旗下，独有张先生仍坚持“语法”。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想说服张世禄先生并使之同意“文法”的提法。但张世禄就是不肯答应，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

　　王欣夫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家，著有《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整理出版他人著作有《许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

　　爱书成癖，有时不惜靠典当来购书。比如，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原来有一半在皇宫南书房，另一半归无锡华氏。后华氏析产，兄弟各得一半。欣夫先生买了一半，后来再买另一半时，因索值颇奢，手头钱不够，是夫人典当首饰帮他买下来的。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来上海时见到王先生，请他将当时认为是存世孤本的磁活字版《周易说略》捐献出来，由文化部给3000元奖金(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王先生率真地回答说：“我自家还要白相相(玩玩)”。他的书，几乎就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