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理解，所谓复旦精神就是复旦人在百年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结晶。它既丰富又庞杂，无法面面俱到。我只能立足于复旦未来百年的发展，审视过去百年的复旦精神，以复古为解放(钱玄同语)，继往开来，将复旦精神发扬光大。以此为据，我觉得以下数端特别重要。

　　首先是超越的精神。在我校历史上曾经几度超越式发展。且不说我校创办之初，也不提近年的发展，单就1952年院系大调整而言，实为我校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超越。这次调整的结果：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19所高等院校系科陆续并入复旦。这次超越属于政府行为，尽管由于照搬了苏联办综合性大学的模式，专业划分过细，割裂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联系，给此后学科发展特别是边缘学科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但此举无疑使复旦一跃成为全国名校。这段超越式发展的历史当然已成为复旦精神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精神对于我校未来一百年发展至关重要。既然有第一次超越，为何不能有再次超越呢！其实我校再次超越式发展的时机就在眼前，我以为这次超越的目标已经不应是国内争取“名列前茅”的问题，而是应该把眼光从国内移向海外，瞄准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何谓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识者有言：所谓世界级者，即以世界眼光，世界级的标准定位，不以“本地化”、“区域化”作茧自缚；所谓研究型，即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为人类创造新知识、新发明。办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并非好高骛远，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有例可援。先说印度理工大学。这所大学只有50年历史，名不见经传，却自成一格，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所以有人不无幽默地说：这是一所“没有听说过的著名大学”。美国驻印度大使对它倍加赞赏，称赞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是“印度生产的最炙手可热的生产品。”它的大批学生占据了美国企业的高层位置。比尔•盖茨的两位副总裁就是出自该校。再说香港科大，它仅有十年历史，却一举窜升为世界级名校，香港科大教授学者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量连续位居亚洲之冠，某些领域的论文数量与哈佛、斯坦福等世界级名校同列前五名，世界级的科技发明层出不穷。其工商管理学院被权威的《金融时报》列入世界前50名，学生的国际经验被认定为全球第一。美国评估机构宣布其会计学研究为世界第一(赵致真《我从香港科大来》，光明日报2003年4月23日)。这两所大学都以通过超越式发展后来居上，自立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我校芳泽绵长，积淀丰厚，又有超越式发展的光辉历史，具备通过超越式发展成长为世界级名校的潜力。我想只要复旦人有再次超越的抱负，并且不懈努力，办成世界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能实现。

　　其二，“广延通儒”的精神。 “广延通儒”是老校长马相伯先生的主张。因此，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作用更显得重要。人才问题过去统称为人事，后来叫人力资源，现在叫人力资本，地位日益提升。据说斯坦福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起将美国东海岸招聘来大批名教授任教，60年代起水平直线上升。香港科大十年来招聘了400名教授，百分之百为“海归派”博士后，八成以上出自美国顶级名校。他们的理念是引进教授“务求个个胜过自己”，“教授有权威，副教授有成就，助教有潜力”。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李鸿章，他写信给冯竹如，要他罗致流落香港的著名政论家王韬，信中有“不世英才，胸罗万有”，“不惜千金买骏骨”之语，真所谓求贤若渴。我校有“广延通儒”的传统，又有世界名校经验可资借鉴，定能建立一支世界级水平的师资队伍。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我以为“广延通儒”不能以教学科研方面为限，管理方面也应该包括在内。1993年初，我初到教务处，对于教学管理知之甚少，为了向前辈借鉴，曾到校档案馆翻阅早年的教学档案，发现复旦历任教务长、副教务长中有周谷城、苏步青、周予同、王中等先生的名字，震动不小。教师中应该有名教授，管理者也应该有名专家。他们是具有世界眼光， 现代人才意识，现代管理理念，现代管理技能的管理“通儒”。当然，所谓“广延通儒”是就完全聘任制而言，我校目前的体制并非如此。因此，“广延”首先要建设好现有的队伍，并且即使“通儒”也应该不断提升。

　　最后，学术民主的精神。学术发展有赖于学术民主的氛围，否则学术无从说起。自汉以来唯孔独尊，排斥百家。凡所谓百家都是异端。既然学术定于一尊，则不容怀疑，不容研究，其结果只是八股而已。学人的口头和笔下只有若干的门面语，所谓学术即以笼统的公理推演，以笼统议论为安，聪明才智深锁于形式独断的沉狱。复旦早年就提倡“辩论之学术”，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1925年校刊)。这里不能不提到周谷城先生。当年的政治棍子对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 等大加鞑伐，他奋起驳斥，捍卫了学术民主精神。这是我们的楷模。所以，学术民主精神为复旦的传统精神。复旦有一种特有的氛围，你用包容、容忍、宽宏、宽松、开明、开放、民主等词来形容都无不可，然其核心就是学术民主精神。

　　学术民主精神的血液流淌在复旦人的身躯里。1996年教务处为建设素质教育系列教材创设了教学沙龙。讨论《化学与人类》、《改变世界的物理学》一类的教材，每次活动有三、四十位教授与会。朱维铮教授因为出访未能到会，可是他预先交来书面发言稿。一批不相干的教授乐意参加不相干教授编写的教材的讨论会，而且竞相发表意见，评论得失，津津乐道，而作为作者的教授虚怀若谷，虚心受教，还由衷的感激，此种氛围令人向往。复旦人不必担心意见分歧，因为可以通过学术争鸣加以融合。1994年的“通才教育，分类教学”大讨论就是一例。当年大家对于这个思想存在分歧，通过一个大讨论，求同存异，结果产生了94版的教学计划。

　　在复旦师生之间，这种学术民主精神也有充分的体现。先生们不希望学生亦步亦趋，总是鼓励学生的独创精神，更希望超越自己。在复旦，师生共同切磋学问时，意见相左是常有的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教师非但不会责难，还会加以鼓励，如有创造则更会加以褒奖。苏步青、谈家桢等先生都曾公开表示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甘当学生的学生。敢于创新，勇于探索，这已经在复旦蔚然成风。学术民主为创造之源，复旦人喜爱复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沈永宝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