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受惠于复旦，也都贡献于复旦，我们来到复旦，终又离开复旦，正如佛家所言“业”的流转。复旦是历史上的和今天的复旦人造作而成的“共业”。共业之“共”，共在何处？这就是要讨论“复旦精神”。

　　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讨论，我们大家不知不觉地就在这个共业中，犹如本来就是存泡在一把积了百年茶垢的老茶壶里的茶水，自然地就有了特别属于这茶壶的味道。此刻要这茶水自己来说一说自己究竟是什么味道，那是很难的。

　　不过，还应看到，茶壶与茶水的比喻并不完全合适，毕竟，我们都是些能跑、能看、能思想的“茶水”，我们还能跑到别的茶壶中去呆上一阵子。回过头来，再回到原来的这把茶壶中，即会感受到自己原来就是这把“

　　若把上面比喻的说法再引伸一下，则可以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上去，那就是“茶水”跑动得特别勤快，有的“茶水”还不是从茶壶中来的，或许竟是从玻璃杯乃至洋酒杯里来的。这一切对于一把老茶壶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考验，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考验：它日久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地是一把茶壶？

　　假如从这个茶壶中进进出出的水，渐次地不再是茶水，而是淡水或别的什么水，你怎么能指望它在出去之前留下什么“茶垢”呢？它的“贡献”恐怕只能是做“减法”了，除了给这茶壶加进一点子异味、带走一点子茶垢之外，别无其他。

　　面对这一可能的前景，我们在心态上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何必执着于做“茶壶”？茶壶不就是器皿吗，只要能存放水或其他什么液体就行了。君不见，科学与市场经济时代以效率为目标？而效率总与普适性相关，你讲求个性，实在是落伍之见。其二，不要怕“异味”，而且味道越杂越好，那叫“多元化”。

　　这两种选择，立足点不一样，结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茶壶不再成其为茶壶，所以，归根到底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这种选择若能让大家都心安，倒也罢了，所谓“复旦精神”之讨论也就实属多余。

　　不过，实际说来是心安不了的。你看今日之复旦，固然已有种种日新月异之处，但却还是一把老茶壶，大家都还珍惜着这把茶壶，这是有证据在的。

　　你看复旦每晚的各色讲座，教室里人头攒动，演讲者与听众交流着对于时代突出问题的不同见解。

　　你看复旦的讲课，总是不断地有来自外校的“蹭课者”，他们逃了本校的课，或在单位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听复旦的“高头讲章”。

　　你看复旦的丰富多样的学生社团，理科的偏要研讨、辩论人文的话题，文科的偏要考察自然科学的前提与前景。

　　你看复旦学生对教师的“苛刻要求”：不能照本宣科，不能以权威自居，不能不让学生发表不同观点。

　　你看复旦学生的自办刊物，其话题有时大得惊人，只有大师级的思想家才敢问津。

　　从这些现象中，我们自然地嗅到了一把老茶壶中的独特茶味。茶味自然首先来自茶叶本身。复旦本科生源的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茶味之独特，则不能不归诸茶壶，不能不归诸茶壶中的茶垢所造成的泡茶叶的那个水的环境，不能不归诸茶垢中的“茶精”。

　　上述这些至今留存着的复旦现象，绝非凭空而来。它来自传统。

　　传统为何物？传统不是单纯的过去，不是对过去的单纯的记忆。

　　传统是活在当下的过去，是在当下存在着、并且筹划着将来的过去的力量。茶垢中的茶精就是这种力量，它一方面让茶壶保持其为茶壶，另一方面又迎接着每一份新茶水的到来，从中继续生长自身，这样，它就是一个日日新的老茶壶，而绝不会下降为一个一般的器皿。这就是茶精之可贵。

　　我们中国的大学会不会有朝一日都成了“玻璃器皿”，就要看那些“老茶壶们”能不能自存于由随时可替换的一大批玻璃器皿所构成的当代世界中。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复旦精神”的缘故。

　　■王德峰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