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建成的落成佩琳院，90年代中期拆除，原址在今校医院

三十年代前期所建的学生宿舍，后毁于战火，后在原址建相伯堂

　　1928年，复旦在国民政府立案，纳入政府教育轨道。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复旦面临国立大学、其他私立大学的激烈竞争，依然保持平稳发展，校基、师生数进一步扩大，经费严重不足。为解决经济困难，复旦聘请钱新之为主席校董，钱又荐杜月笙等为校董，最终导致学校大权旁落。此间夹杂频繁的学生抗日请愿运动和政府对学校的不断渗透，李登辉被迫辞职。

　　法学系设置的曲折

　　2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升温。1929年12月，校务会议决定设立法律学系。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设法律系控制甚严，除在教育部备案外，还须经司法院特许。复旦多次向教育部申请未果。1930年夏，复旦创办法律学系，聘裴复恒为主任，首次招生十分严格(《申报》广告载：考生须有大学一年级程度)，报考40余人，录取仅7人。1931年3月，教育部才准予法律系备案。7月，司法院准予特许设立，咨明考试院备案，并由政府公报公布。1932年，张志让出任法律系主任，延聘施霖、潘震亚、张定夫等名师，法律系进一步壮大。

　　1934年初，教育部派员视察复旦，认为“分系太繁”，下令裁撤法学院、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教育系附属师范专修科(1929年设)。经校务会议、校董会讨论，决定维持文、理、法、商四院，将法学院之市政系、文学院之史学系及师范专修科分年结束。

　　1929年6月，复旦化学系拟办国防化学专修科，被教育部阻止。此后，大夏大学要求联合复旦举办国防化学专修科，多次申请均未获准。国民政府在加强对私立大学管理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补助，1931年以后，复旦先后获得数万元补助(1931年、1934年、1935年分别获得补助10000元、15000元、13369元)，用于加强理学院建设。

　　校务会议的设立

　　1929年9月14日，大学部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制定《校务会议规程》。9月18、19日，行政院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后取消，职能转移至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为“协同校长综理校务”而设，以校长、秘书长、各系主任、注册、会计、庶务、训育各处主任、教职员代表三人为委员，职责与行政院会议类似；设有各专门委员会；每月开常会一次，邀请各机关职员列席以备咨询，学生会如有意见发表，也可派代表出席陈述。

　　10月5日，第一次校务会议召开，制定《院务会议规程》。院务会议职责有：审议学院学术与设备、预算编制、各学系之设立与废止、各系课程之支配及联络、校长交议事件、本院教授提议事项等，提交校务会议，并有向校长推荐新教授之责。遂形成院校两级管理体制。

　　校董会改组

　　1929年秋，复旦注册学生1056人，1935年秋增至1550人，五年内增加了50%。1929年，图书馆扩充两翼，成工字形(今校史馆)。1930年，佩琳疗养院落成。又拟建筑第五、第七宿舍，收购燕园。1930年，复旦申请购地70亩，获市政府同意。所需费用高达数十万元，经费不敷甚巨。募集资金主要依靠校董会进行。

　　1933年2月，校董会改组。除校长外，新校董会由同学校董7人，其他校董7人组成。王正廷、钱新之、方椒伯、杜月笙、郭仲良、赵晋卿、郁震东当选新校董，于右任等7人为同学校董，主席钱新之。1934年4月，增聘孙科、陈立夫、吴铁城、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为名誉校董。校董会采取发行债券和公债、募集基金、银行透支等方式集资。1935年夏，校董会以5万元收购燕园(12.5亩)。截止30周年校庆，校基已达百余亩。

　　形成从小学到研究院的办学体系

　　为发展高等教育和解决经费困难，复旦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社会化办学形式。1927年开始，每年开办暑期学校，按学分收费，学校承认学分。1932年12月，在市区分设夜校，专授商业、法律、工业化学三门课程。

　　复旦模式还被推广到其他地区。校友仿照附中创办了广州复旦中学、重庆复旦中学、澳门复旦中学，其教职员由中学主任函荐，复旦校长聘定；大学部每学期派人调查；毕业考试时由大学部派人监试。1929年秋，复旦恢复大学预科，主任孙寒冰；1931年春，预科改为高中部。学生还捐资在徐家汇、江湾创办义务小学和附属小学。这样，复旦形成包括研究院、大学部、附属中学(包括广州、重庆、澳门三所附中)、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义务小学、暑期学校、夜校等在内的完整体系。1930-1936年，复旦共培养大学毕业生2483名(1922-1929年，大学毕业共971名)。至1936年，文、理、商、法各科共培养研究生17名。

　　结合形势，复旦在教学中新增或加大了国情、军事以及实用性课程。1932年，《中国近百年史》、《欧洲近世史》、《教育通论》列为全校必修课，《家庭经济》(2学分)列为女生必修课，后又开设护士课程。华北事变后，又增设东北问题、日本研究、满蒙研究等新课。

　　课外，复旦于1934年组织江湾镇改进会，从事农民贷款、设立民众学校等服务工作。同年8月，组织暑假西北考察团，到绥远、察哈尔前线考察并慰问宋哲元部。

　　李登辉辞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复旦师生不断发动要求政府抗日的请愿运动，“沪上诸校，尤以复旦母校为烈”(吴南轩)，使当局处于尴尬境地。1931年11月，复旦学生100余人组成“援马(占山)抗日团”。次年的“一·二八”事变，复旦地处交战区，学生组织义勇军，担任十九路军后方宣传工作。学生运动方兴未艾，除学生觉悟程度起决定作用外，与李登辉校长的高度爱国热情和同情学生不无关系。1936年8月，当局派要员来上海，改组复旦。李登辉被迫辞职，校董会推选钱新之、吴南轩为正副校长，由吴南轩主持校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