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玉

　　在中国，男人们总是想着做女人的第一个情人，如果妻子不是处女，那么丈夫心里会感到很别扭；而对于女人来说，却总是想着做男人的最后一个天使，她们对于丈夫是不是处男，倒不是特别的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形呢？我想，应该从古代汉民族的性观念中寻找答案。

　　和所有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一样，汉民族也曾拥有过对性的崇拜，或者说对性的图腾。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内蒙古境内3000多年前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中，都有模拟女阴、男根，描绘男女交媾、求育舞蹈等有浓厚性崇拜色彩的文化遗迹，反映出史前人类由于愚昧无知而形成的对于性的图腾。就连文字中也有记载，《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法自然。”这句话带有浓厚的生殖器崇拜特色。一直到了汉朝，对性的图腾依然延续着，像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汉刻石画像中有大量的伏羲和女娲兄妹相亲的描绘。他们不仅是人首蛇身，而且两尾相交作交尾状，两人一边交合，一边手持规和矩，寓意性应有一定的范围和规矩。这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表现汉民族性观念的物证。

　　可是，我们翻边先秦的文字，也找不到确切的关于性的描述和记载，就连神话中也没有。这和其它的文明古国中比比皆是的性传说以及性神话是迥然不同的，这多少反映了汉民族对性的含蓄观点。

　　现存的存有神话记载的著作中，应数《列子》、《淮南子》和《山海经》为多。这些著作中都有关于不死之药的记载。比如《淮南子》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这些不死之药的记载，为后世的所谓“房中术”埋下了伏笔。汉民族认为可以通过性交来达到长生不老，把性交认为是一种采补之术，其中最典型的是“采阴补阳”之说。汉朝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和宣传者，他们认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神奇的宝贝，妄想着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来滋补自己，并达到长生不老。《野叟曝言》中的李半世饮男子的精液后即能够壮阳纵欲，明代的方士以处女的月经来炼所谓的“红铅”，都是采补术的一种延伸。这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反映了汉民族的性观念从建立的初期就开始变态，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

　　孔子是集大成者。他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专门讲述性的文章和言语。可是，他也有只言片语，牵扯到性，一段话是：“君子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在另一段话，孔子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乃至于后代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所以，孔子的这段话就为汉民族的性观念奠定了基本的哲学基础，也为汉民族的性观念制订了基本的道德规范：讲伦理、守节制。

　　汉朝的初期还没有尊孔的思想，所以就比较混乱。父姬、通姊妹、攘弟妇等等包含乱伦色彩的事情，史不绝书。《前汉书》记载，川王终古甚至让姬妾与犬马交接，简直就是个很变态的色情狂。所以，中国最早的描写性欲的作品都假托汉朝的人物就不奇怪了。如晋人做的《飞燕外传》就假托赵飞燕的故事而写。因这部小说应该是最早的性欲小说，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帝……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这种运用女性肢体来引起性欲的方法，开启了后世对女性肢体的迷恋以至于对器物迷恋的先河，像《迷楼记》中所记的“御童女车”、“乌铜屏取影”以及《金瓶梅词话》中的“裸女屏风”等，都是运用器物或女性的肢体来激发男性的快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古代性观念的色情色彩，使得古人总不能够拿出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性。说得好听一点，是古人对性的图腾的一种延伸，从生殖、生殖器的图腾，延伸到对肢体、器物的图腾。总之，古人没有摆脱愚昧的轨道，而是沿着变态的道路越走越远。

　　《飞燕外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帝病缓弱，大医万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遗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夕。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须臾帝崩。”这就是《金瓶梅词话》里写西门庆吃药过量，最后脱阳而死的情节的鼻祖。为后来所有的性欲小说增加了一个劝善的帽子，尽管有些小说比如《灯草和尚》、《肉蒲团》等本来就是专门描写性欲的，可是它们却非得加上个劝善的帽子，好为自己的不道德描写开脱。

　　晋唐时期，是个比较开明的时期。如在莫高窟的洞窟中，各种飞天壁画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许多的飞天赤膊、露颈、露乳、亮脐、赤足，甚至于出现了四个裸体飞天，人们开始把自己的身体看做是一种美丽。这在中国这个不提倡裸体、要求含蓄的国家里是非常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古人的性观念发生了转变，开始向正常和科学的道路上行进，逐渐摆脱了变态的轨道。所以这个时期有关性的专著开始问世。

　　《隋书·经籍志》录有古代房中著作或涉性著作11部计34卷，其辑录有《彭祖养生经》、《素女秘道经》、《素女经》、《玄女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千金翼方》；其中，房中名著《素女经》、《洞玄子》应该写成于汉晋之间、隋唐以前。而最著名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应该是唐代的一部“爱经”。这部“爱经”对性交体位与技巧做了极为详尽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的性学成就，也是中国性学著作中的名篇。它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性交的乐趣，对当时乃至于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惜的是，北宋程颐、朱熹倡导的理学盛行，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存理灭欲”。他们根本就没把“性”作为人类繁衍的需要，作为表现爱情的方式来看待，而是作为一种猥琐肮脏的行为对待的。这就使得有关“性”的研究遭到压抑和排斥，也使得刚刚启蒙的性教育走上了灭亡。在程朱理学的压抑下，自《五代史》、《宋史》以后，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性学著作，性研究处于荒废状态，中国的性观念又回到了原来的色情老路上去了。

　　明清是中国性欲小说“蔚为大观”的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描写性交行为的小说。著名的《金瓶梅词话》基本演习着过去的性观念，并没有推出什么新鲜的东西，过去出现的所有的性交描写都出现在这部小说里。唯一不同的是，《金瓶梅词话》增加了性交中对女性的折磨，让女性在性交中痛苦来提升男性的满足感。如西门庆喜欢在性交时，在女性的身体上、甚至于在生殖器上“烧香”，以此来展示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权力。

　　不过，《金瓶梅词话》出现在“存理灭欲”的宋朝之后，极度地渲染性交场面，这是对宋朝“禁欲”的一种反动。同时，小说中改变了过去小说主角全是正面形象的写法，描写了一个反面的西门庆，并沿袭过去小说中的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让西门庆不得善终，这也是对过去小说的一种反动。

　　综观中国古代性欲小说和当时的时代，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一次性欲小说泛滥的时代，都是国家昌盛的时代；或者说每个盛世王朝都是个性欲泛滥的时代，如汉朝、唐朝、明朝。这充分论证了古人的一句话：“饱暖思淫欲。”

　　从总体上讲，古代汉民族的性观念是在一种不健康的道路上行进的，中间曾经出现过曙光，但不久就熄灭了。中国古人的性观念笼罩在黑暗的见不得光的背景中。这是古人的悲哀。追溯这种状况的原因，孔子应该是“始作俑者”。这种由孔子制定的“讲伦理、守节制”的性观念造成了汉民族爱情上含蓄，同时也造成了汉民族性格上的保守，以及循规蹈矩，不能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