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竞聘，3名学生成为南昌大学的校长助理。他们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三年级女生，一个是一年级新生。作为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他们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充分听取、反映学生的意见

　　校长再勤奋，也难以与近5万在校大学生进行充分沟通。要让学生参与进来，更好地服务学生

　　竞聘上岗位：

　　走进行政办公大楼

　　李剑起了个大早，一番认真地穿着后，匆匆地向学校行政办公大楼走去。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作为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他从此有了一个新岗位：南昌大学学生校长助理，办公楼里的420室成了他的办公室。

　　在整修一新的办公楼大门口，保安一抬手行了个礼，使李剑有些激动。快步走上四楼楼梯口，眼前的场景让他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正坐在四楼走廊中央的保安郑重地看着他，并向他点头。这让李剑突然感受到这栋楼宇、这个楼层和他的办公室以及自己身份的重要。“这个楼层全是校领导的办公室，而我的办公室就与他们相邻，开门看见的，最小的领导也是校办主任。”李剑感叹。

　　这是李剑第一天上任时的情景。而今，他和另外两位学生校长助理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

　　3个学生校长助理都是通过竞聘方式，从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各有特点。李剑年龄最长，26岁，读研究生前有过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经验；另一个叫张佳，是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三年级学生，是女生；年龄最小的是董城，年仅19岁，是人文学院新闻系一年级学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校助”。

　　随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南昌大学的在校生已接近5万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但是，基本上都是教师在决定、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很想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以使工作做得更好。校长再勤奋，也难与5万学生一一沟通。”校长周文斌博士说。怎样才能及时地掌握学生的所思所想，更好地服务学生？他一直在思考。

　　一个让学生参与管理的思路应运而生。首先试行的便是学生校长助理制。其目的，是要让“校助”成为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并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说起竞聘和被录用的过程，3个“校助”都觉得有些意外。参与竞聘的条件很多，比方说“获得过奖学金”，“班干部以上”等。竞聘是3月进行的，当时有200多人报名，第一轮筛选93人入围；然后进行笔试、面试，最后12人参加复试，选出6人，再由校长面试。说起这个过程，“校助”们依然历历在目。

　　张佳只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是陪着另一个同学去参加竞聘的，心想自己“级别”太低，陪着试试吧。不想，一路冲进前12名。直到这时，她才有了自信。“就我一个女生，多少有点希望吧”。最后，她真的被录用了。

　　而李剑和董城基本上是老师“逼”他们参加的。“事先我没有看到通知。到最后截止报名时间，老师对我们说，学行政管理不能仅有专业知识，而且必须有实践，这是很好的机会。”李剑回忆说。

　　这些意外，最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5万学生的代言人。他们不拿分文薪水，任期一年。

　　全新的任务：

　　多渠道与同学沟通

　　3位校长助理，李剑分管研究生，张佳分管二年级以上本科生和女生。由于这两部分学生在老校区，他俩便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用具全部是崭新的，还配有液晶显示的电脑、皮沙发，物业公司定时来打扫卫生。

　　相比之下，董城的办公室显得简陋一些。他是一年级新生，分管前湖新校区的学生，所以一切从简。办公室是一间宿舍改成的：一张老板桌，周边包围着一圈椅子。桌上还有些灰尘。“新校区到处都在建设，灰尘多。”董城一边说，一边清理着桌子。

　　“最初，给我这儿放了两张大大的老板桌。你说我要这些个阔桌子干嘛？同学来了往哪儿坐？我把其中一张给退了，换了几把椅子，所以颜色有些不同。”董城说着一口京腔，有些不好意思。

　　董城的办公桌上有一张表格，上面记载着学生来信来访的处理流程和编号。有一个记录是这样写的：最近几天停电，学生宿舍蚊子多，电蚊香不好点，有些同学点起了普通蚊香。这很不安全，容易起火。处理一栏中，董城写道：已报告后勤部门。

　　听取师生对学校、学生的工作意见，向学校决策层直接反映广大师生的心声，是“校助”的主要职责。3位“校助”上任后，拟出了一封公开信，刊于校报和校园网上，公布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工作职责，并实行工作档案登记制、首问负责制和反馈制。

　　“首问负责制就是谁接待谁负责，并要在7天里面给出回答。所有工作必须有流程记录。”董城举着表格这样介绍。

　　为了扩大3位“校助”与同学的联系，他们开设了多种渠道，电子邮件、电话和接待日一一公布。董城还在新校区物业的帮助下，在宿舍楼里挂出了一个信箱，同时特制了海报，张贴于学校几个显眼的地方，通告他的联络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校助”们获得了大量的学生动态和信息，为学校化解了许多的难题。

　　南昌大学前湖新校区没有围墙，一些小商小贩趁机进校搞推销。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找到一个学生宿舍，自称是老校区的学生会干部，组织来一批便宜的计算器。一个班的学生就这样自觉地把钱收集起来，交给了他们。结果从此毫无音讯。

　　这个案例引起董城的深思：为什么学生会轻易上当？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推销的东西比校园里的便宜。如果学校超市把商品价格降下来，学生可能就不去买流动人员的东西了。于是，他组织学生对学校超市的商品进行调查，将同类商品与校外多家超市一一比较，找出差价，然后与学校超市经营者进行谈判，希望把价格降下来。同时，组织学生与宿舍楼的保安加强执勤。现在，流动商贩进校区问题有了明显改观。

　　李剑的工作方法有些不同。除了几个通用的渠道外，他坚持每月制作工作简报，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进行小结，然后报给校长。在5月份的工作简报中，他提出了加强研究生图书资料建设的建议、2003级研究生寝室调整及改造的建议等，整个简报就像是一份研究报告。其中一项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研究生的宿舍也要文理渗透，以增强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小有成就感：

　　能够参与学校决策

　　问几位“校助”：学生的主业就是读书，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学业？他们都摇头，作了否定的回答。

　　李剑说：“对我而言，那是一边研究，一边实践，很难得的。”

　　董城总是说着比他年龄更成熟的语言：“我们的接待日，都是自己选定的业余时间。其它工作也都是边走路、边上课时想出来的。不会花大块的时间来琢磨一件事。”

　　张佳有些含蓄：“我学的是生物。理科生对社会参与程度本来就差，尽量多做些，对我是个锻炼。”

　　尽管他们每个人的责任范围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各具特点，但最让几位“校助”有成就感的，还是参与学校的决策。

　　教师督导制度是每个大学都设立的制度，就是由教师来督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认真对待学生。但是，三位“校助”根据学校实际和学生的反映，起草了一份《学生督导信息员管理办法》，建议学校在教师督导的同时，建立学生督导信息员制，除了由教师督导教师，还要由学生参与。也就是说，教师上课质量的好坏，光有教师说了不算，还得有学生的评价。

　　另一个决策报告是有关学生评议制度的。此前，学生受处分，自己不知错在哪，等拿到处分决定才知道错误所在。本来处分学生是为教育学生，但是，这样一来反而没起到处分的作用。

　　“我们提出，凡是对学生实行留校察看以上的处分，必须经过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审议时，校长必须拿到两份报告，一份是学生的意见，一份是学校管理部门的意见。也就是说，在处分学生前，须给学生本人一个申诉的机会，给学生代表评议的机会。不能仅仅由学校说了算。”李剑说。

　　这一评议制度被校长办公会议正式通过。以后，涉及学生留校察看以上的处分审议，都必须有下列人员参加：受处分学生本人、涉及的管理部门代表，学生校长助理，学生所在的学院师生代表，还有两个作为中立方的代表。

　　“我们在接受聘书的时候，校长有句话：我们不想把它做成虚的，而要做成实的。我当时不理解，现在看来这话本身也是实的。”李剑说。

　　苦恼也不少：有时被一个水龙头憋死

　　由于有了新身份，几位“校助”的地位明显提升。走在校园里，学生们都用尊敬的目光看他们。有的干脆把“学生”或“助理”二字省了，简称“学生校长”，或是“校长”，有的老师甚至把他们看成是分管学生的校长助理。有的老师上课，说起学校建设，提个什么建议，总要冲着他们说上一句：这个问题最好请“校长助理”反映一下。在人们的眼里，尽管他们是学生，但能经常接触校长，那就是很大的人物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充满神圣感。”“校助”们感叹地说。

　　除了这些良好的感觉，几位“校助”也有苦恼：“有些事反映了能解决，可有些事，你发现了、反映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时候，那个急啊！有时真能被一个水龙头憋死！”董城说了一个澡堂里的故事：有一个水龙头坏了，多日不见更换，他向后勤、物业部门提了，可人家就是不动：“你是谁啊，你只能反映问题，谁让你指挥我了？”董城想想也是，“我的责任只是反映情况，人家不听也是对的。”但是，学生不就少了水龙头洗澡不是？说这话的时候，董城还是急急的样子。

　　还有一个难题是三个人同时遇到的：如何更好地开导学生。有些事情不是反映一下就够的，还得做说服开导同学的工作。“这时才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李剑说。

　　几个“校助”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实惠”———渐渐懂得了如何从发现问题，转向解决问题；还学会了如何服务，如果你对同学居高临下，他们就不配合你，工作就难以开展。“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要谦虚。”董城说。(记者/谢卫群)

　　《华东新闻》 (2004年06月11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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