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兴

　　现职：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

　　主要著作：《现代经济学入门》

　　曾经有一位刚考上研究所的学生来找我，希望我介绍几本暑假值得阅读的书。我问他：“难道暑假没有其他计划？就只是读书？”我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若不导致边际产出递减，也会造成边际效用递减。暑假就是应该暂时放下书本的季节。美好的生命来自多面向的生活，不妨利用暑假学习某点技能，譬如驾驶、拳术或吉他都好。”他点点头，却不死心地问：“那就介绍几本可以在学习驾驶、拳术，或吉他之余阅读的书籍吧？”也对，学习空档也该看些书的。就这样，我告诉了他几本。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如果有学生同样问，我也会告诉他同样的话；不过，书单会有些不同，因为出版的书籍有了变化。在浩瀚的经济学书堆中，我开给学生两条阅读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阅读大师级经济学家的传记。我说的“大师级”学者，是能够从整个社会科学的视野，甚至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去端详经济学的功用和价值。在课堂上，每一门课都是将经济学分割的一块切片。这样的分割让老师们好教，也让学生容易学习，但却也导致学生瞎子摸象。多读几门课，也不过是多摸了几个象的部位。在理解成鹿角、牛蹄、马头、驴尾之后，不再是象，而是重新装配成新种的“四不像”。所以，暑假是一个机会，学生们不妨在学习驾驶、拳术，或吉他之外，把整只大象的轮廓弄个清楚。

　　我说的只是把轮廓弄个清楚，可不容易弄清楚经济学的精髓和分析方法。只要轮廓清楚，学生们在遇到他人质问“经济学是什么”时，就能信心十足地且正确响应。如果我没记错，曾经有人问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Knight)教授这个问题，他给的答案是：“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我一直认为这是经济学最精确的定义，但是，你们听得懂吗？所以，顺着奈特的指引，我首先推荐学生阅读大师级经济学家的传记。

　　我推荐两位大师和他们的传记。第一本是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3)。哈耶克(F.A.Hayek)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50年前就洞悉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原理，然后一生便为宣扬这理念奋斗。秋风说哈耶克一生都在书斋中度过，这更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位纯粹学术研究的经济学者如何理解经济理论，并如何在理解之后持其理念对抗漫世狂流。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一方面是他们的“立言”，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于真理勇于择善固执的“立德”。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弗利德曼(M.Friedman)也同样坚持自由经济理论，反对当时不断扩大的政府管制和经济干预。他曾是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实际参与公共事务。就他自己的说法：“我们的想法，由实际操作来看，尽管有部分成果，但大多数是失败的。由理念方面来看，我们一直处于优势。美国民众已逐渐认知，政府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即使立意良善与具有良好目的之政策，也常误入歧途，伤害大于建树。”他在和其夫人联合发表的传记《两个幸运的人》(中信出版社，2003)书中，不仅详细陈述他的自由经济思想的养成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不断藉参与政府决策的经验告诉我们：“无私地追求公共利益，与自私地推动本身利益，这两者经常不易区分”。

　　第二条路线则是从日常经济活动或经济事件中去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验证课堂中讨论的经济理论。当然，我不是说要同学们学张五常于大年夜在街头卖桔子，而是推荐你们两本从经济理论去思考日常经济活动的书籍：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课经济学》和瓦特·布拉克(Water　Block)的《百辩经济学》。将这两本书的书名连起来就成：“经济学其实只有一课，但是却需要不断地为它辩护”。经济学的“这一课”，亨利·赫兹利特称它为“破窗理论”，大意是说：有一个小坏蛋打破一家面包店的一块玻璃，然后溜走。路人见状开始争辩，说这破坏行动将带给玻璃业者生意机会，玻璃业者赚了钱去买可乐又带给可乐生产者生意机会，如此推论下去，这小坏蛋带给社会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结论是社会应该表扬这小坏蛋对社会的“贡献”。读者同意吗？应该是歪论，却找不出毛病，是吧？！

　　是的，若不从经济理论去理解，这些歪论是会唬人的。亨利·赫兹利特这样反驳该歪论：面包店老板原先计划用储蓄的那笔钱去买套西装，但现在必须用去买玻璃。于是，西装业者少了一笔生意，类似地推论下去，社会将减少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这些减少刚好抵销小坏蛋的“贡献”。但是，社会本来是可以拥有一块玻璃和一件西装，现在只拥有一块新的玻璃。

　　其实，亨利·赫兹利特的说法就是经济学教本上的机会成本；这一课就是机会成本。但机会成本看不见，因为它是被放弃的选择，就像面包店老板已经没钱去买西装。然而，机会成本可以看不到，却不能没想到，否则我们所选择的经济活动或政策的结果，小则不具效率，大则伤害社会。这两本书就是以我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现象为例，告诉我们许多因为忘了考虑机会成本而导致的错误。所以，当我们要求政府多提供公共财时，得立即想到税负得需增加；要求政府奖励某种产业时，得立即想到另一种产业的市场可能会更加萎缩。同样的“一课”，亨利·赫兹利特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批评政府的一些经济管制，而瓦特·布拉克也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去为娼妓、毒贩、放高利贷者等地下经济活动辩护。

　　这两条阅读之路的终点站是同一的，就是市场经济。在过去，市场经济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梦幻仙境，但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人民已有了进一步拥抱这理想的期待。由于过去的生活不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大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内容依旧模糊，也可能还存在误解。因此，我再推荐一本足以弥补这空缺的书《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这是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也是经济学教授，退休后的呕心沥血之作。书不到200页，却清楚地解释了台湾从1950年代开始逐步走向自由经济的过程，当然也有检讨。我希望读者能记住，1950年代的台湾也是一个经济管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