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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永难忘怀的往事

http://y.sina.com.cn 2005年10月10日 18:04 北京工业大学校庆网站

  作者:张继尧

  我是1962年毕业分配到工大来的,没想到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2000年退休。回忆这几十年中的许多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校领导:近人、亲民、尽责

  1960年工大建校的时候,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力量建新校舍,只好利用原化工学校的几栋楼房在北京的东南郊艰苦创业。从学校到化工路西口(现在又被称作“珠江帝景”)这段路,开始不通车;后来开通了30路公共汽车,也要半个小时才有一趟。所以那些年,这段快行也要用20分钟走完的路,便成了工大师生员工的“步行街”。

  今天,这段“步行街”(其实当时并没有街,路两旁都是农民的菜地)已经被首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一新。但是,创业年代的工大人,在这段路上来去匆匆的身影仍依稀可见,这段路留给工大人的美好记忆也没有消逝。很多老工大人还都记得,每当步行在这段路上遇到李晨校长的车,他就会让司机停车,招呼你去搭乘他的车。校长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普通事,今天却成为很多老同志的美好回忆。

  当时的工大校园附近,没有教职工宿舍。几乎所有年轻的单身教职工都住在学生宿舍楼里。到了晚上,他们便和学生们一样在灯下苦读、备课,为三年教学过关努力拼搏,即使有家的教职工也常常抛下家室,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住在学校。学校的各级领导更是身先士卒,带头住在学校。傍晚,会看到他们和学生一起在操场上打球,或和学生肩并肩边走边聊;晚上,他们也常常走进单身教师的宿舍,和他们一起聊天、打扑克或研究工作。

  学校领导这样做,不仅是对住校师生的关怀,同时也是在以这种方式履行他们的职责,实现学校工作的目标。

  教师:艰难中敬业不苟

  国家处于经济困难中,本校教师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生活是很清苦的。当时,在年轻教师中戴手表的人还不多,为了掌握讲课时间课前借手表用是常见的事。有一位讲中共 党史课的 老师,因为没有手表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每次上课就把办公室的一台闹钟提到教室专用,今天想起来真是好笑。应当说那些年的物价并不高,但中青年教师的工资收入每个月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稍有一点家庭负担就必须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记得有一位老师去通县讲课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家具比城里便宜一些,便特意从那几十里地以外背回来一个炕桌,其实仅比在城里买少花 2 元钱。

  照理讲,教师进课堂讲课要讲究仪表穿着,但在那个年代,不穿打补钉的衣服就算不错了。有的教师穿着本来就寒酸,自己又不修边幅,到课堂甚至得

  不到学生的认同。记得有一位年纪较大家庭负担较重的哲学教师,第一次上课前早早来到教室,快要打上课铃了,有学生却要劝他离开教室,原因是他穿了一身打补钉的旧衣服被误认为穿工作服到教室修暖气的工人。没想到上课铃一响,这位“工人师傅”却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

  个人困难,学校困难,国家也困难,这就使那些年代广大教职工的住房状况更是苦不堪言。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多数家庭都只有一间住房。所以,多子女、大子女、甚至异性大子女都仍然和父母同住一室,有老人的还要三代同堂等情况都是司空见惯的。房间内床上架床,桌上摞桌,走进房间,地板上往往无处落脚……。然而,这样的一个房间,对于因学校也用房不足而没有办公室、办公桌的广大教师来说,它不仅是卧室,同时又是书房和办公室,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得之不易的。因为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比较吵闹,而备课则需要安静,所以教师总是把备课安排在夜深、全家老少都睡下之后。

  尽管当时的条件、环境和生活状况那样艰难和不如人意,广大教师对待教育、教学工作仍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教师误课或迟到的事几乎没有。当时的课也不仅是校内的课,还有一些在“教育大革命”等名义下的校外的课,例如本校学生去工厂上的课,或厂校合办的什么班的课,往往都在校外很远的地方、甚至在郊区上课。无论在哪里上课对教师都没有工资外的酬金,甚至也没有交通补贴,他们一般都是乘公共汽车来往,但极少迟到、缺课。恪守职业道德和教学纪律,执行教学计划和学校对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从不含糊的。

  后勤人员,平凡工作放异彩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发生在唐山大

地震之后。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地区也曾有强烈震感,很多居民住房或其它楼房、建筑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由于人们对地震的规律知之甚少,不知道在大震之后还会有多大的余震,震中会不会转到北京来……。在余震还常常有感的情况下,惊恐万状的北京居民,再也不敢在原来的房子里居住和生活了,我校许多教职工也举家迁移到学校来住。无非是认为,学校的楼房比自己家的住房建筑得更牢固,有抗震功能,学校里回旋的空间也更大一些。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到学校来,生活上更有保障。而这个保障,正是由学校的后勤服务系统提供的。

  当时到工大来防震、避震的,都是举家搬迁,老幼病残全有。楼道、地下室到处住着人,还有很多家庭在大操场搭起抗震棚。但无论哪一个家庭,在当时都无法自行解决生活问题。所有住校的师生员工及家属的吃饭、饮水、环境及卫生、医疗救护等生命攸关的大问题,都是由工大的后勤服务系统承担并解决的。

  回想起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是7月底到8月份,天气炎热。他们自己也同样处于震后的惊恐情绪中,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与呵护。而他们——工大后勤系统的同志们,却能够在艰难和危险面前,舍小家顾大家,把为众人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传送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我的家庭也是当时住在学校的家庭之一,我们全家人都永远铭记工大后勤的工人师傅和管理人员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他们的服务,这么多家庭平安无忧地度过艰难的那几十天,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属于后勤系统的校医务室,也有令人难忘的人和事。有一位在“文革”期间调入的女医生,“北上怀柔”,“南下茶淀”时都和广大教职员一起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同时又要利用包括工间休息时间在内的许多时间为大家做医疗服务。她的工作和表现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但是后来回到北京听说她病了,住了

医院。令人心痛的是,她是骑自行车去的医院,这一去就没有回来。据说是由于癌症晚期,已经没有办法救治了。教职员工中许多人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怀念她。有人眼里噙着泪说“她是一个人骑车去了‘八宝山'!”她虽然去了就没有回来,但在许多老工大人的心里她并没有去,她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作者: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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