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豪

　　我是1960年到校工作的。风风雨雨45年，许多事情值得回忆。

　　以李晨校长为首的各级领导都是群众的知心人。

　　我校始建于1960年，当时全国经济已进入最困难时期，教学经费奇缺，物资供应紧张，工业大学硬是挺过来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上下团结一致和激流勇进的信念。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到我们原来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亲密关系。

　　1961年夏天，一天晚饭后，我在校园里散步(其实所谓校园也就是1、2号楼、第三食堂及北教学楼方圆50米左右)。忽听到后面有人叫“老朱呀！咱们谈谈好么？”回头一看竟是李晨校长。您说，堂堂校长怎么认识我这个刚刚到校没几天的小青年，还要和我拉家常！可见当时上下级关系多么融洽。1987年校庆时在校门口，他在汽车上看见我还停下车来和我握手，十分亲热。二十七年了，还记得我。当时群众中还传颂着一件事情，李晨同志常在晚上串群众宿舍，食堂的一位老师傅生活特别困难，李晨同志得知后，就通过工会发给了补助，老人接到补助后激动不已。当时李晨同志有一辆1947年英国Hillman黑色小汽车，这辆所谓的交通车十天有九天趴窝，更不用说根本就没有汽油供应了。所以李晨还是乐呵呵的和大家挤班车。他说“这不是挺好么，还可以和大家多呆一会。”1963年后情况稍有好转，上级拨来一辆旧别克车。校长时常住在学校，用车机会也不多。但只要乘车返校，若路上见到工大职工，他一定会停车招呼大家上车。当时化工路西口到工大一路很荒凉，没有公交车，您说搭顺风车者心里多温暖。当时我们都是单身汉，过年过节无处可去，系领导郭德远、陈仁高同志便组织我们一同游北海公园等，有一回过年了，我们几个单身汉取出每月仅有的二两肉票，室主任于克强夫妇替我们买了肉馅、白面、白菜、包了一顿难得的饺子，大家团团而坐，那份亲情真让我难以忘怀。

　　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共进，亲如手足的集体里，怎么会不忘我的劳动，努力工作呢！

　　经历首次教学任务的洗礼

　　原一系最早接受最重的教学任务是1961年全校的金工课。当时担任这门课的大都是新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大家深入去研究全国统一大纲和教材，反复修改讲稿，还提倡互审讲稿内容。在为数不多的几位老老师的指导下，轮番上台试讲，他们对青年人要求既严格又耐心，哪怕台上一句话，一个姿势，板书上一个字或一个图也要求完美。经费奇缺，没钱买挂图，就自己动手绘制。当时是用什么纸来画的？那是一种又黄又黑又粗糙的土制纸张，连现在农村丧事烧的冥币都不如。其实，市场根本没有其他货可供。我们就这样趴在桌子上画图，经常加班到深夜一、二点。当时生活艰苦，每人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九两，吃的是黑酸馒头，外加二两白菜帮。但困难没有压倒我们，我们一一通过了“讲台”这一关。在6、7月盛夏，因为课程需要，我们还一批批地组织学生参观石景山钢铁厂。上有骄阳，前有高温铁水烘烤，在机器的吵杂声中拉高嗓子给学生讲解，一天下来体力消耗可想而知。但还要坐公交车回校(当时学校没有大轿车)。车上没有空座，我和汤芹等几位教师实在累了只好坐在车内地板上，但谁也没叫苦。

　　建设中的苦与乐

　　从1961年开始，我负责锻压专业实验室的筹建工作。最早每季度只拨给一点点钱买些小五金工具等。眼看5811班(1958年委托北京工业学院代招的本科班，1961年并回到我校)就要开专业实验了。逼得我四处找设备，如临时借用校工厂的冲床、材力实验室的材料实验机等，又自行设计了模具及工装，按时开出了实验。

　　南楼实验室(现第二教学楼)是1963年建成的。在此之前一系没有正式实验楼。不得已将3号楼一层作为实验室用。锻压、铸造、热工等都挤在这里。锻压实验室就安排在112号房，每周日晚都有实验，我和殷克贤老师(已逝)都得上课。

　　“文革”后百废待兴，经济形势也没根本好转，实验室建设困难也很大。一天中午我正在实验室，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书记徐伟同志一人来访。我简单地向他汇报完情况后，他勉励我，国家有困难，还是要自力更生，挖掘潜力，力争开好实验，话虽简单，但道理深刻，而这种深入基层，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

　　长期以来，全系实验室半年的消耗性器材经费总共也就几千元，分到每室只有几百元，大家戏称这点经费只够买油盐酱醋的，那会我下工厂必备一书包，有空就到废料堆寻“宝”。但凡可用的螺钉、螺母、小五金工具，哪怕只剩下芝麻粒大小的硬质合金车刀也带回校派上用场，一次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几千元设备费，便回清华找我的老师傅，表示要买一台车床。人家看我实在缺钱花，便好心地说：“好吧，就要一千元算啦！”这是一台C618车床，精度、刚度不错，实在太值了！我抚摸着车床，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了它可解决大问题了。加工实验装置可省大笔钱，又可以让学生开出若干综合性实验，我手把手教学生开床子加工传感器，贴电阻片，直到标定实验等，使学生学到实际技能。有一回我和李建来老师约好，暑假开始便研制一台新的实验装置——园台镦粗时正应力的分布规律。刚开始这天我正发烧，但为保证工作，无论如何咬牙也要把装置的零件车完，继而做钳工、标定等。皇天不负有心人，试验十分成功。实验应力分布与理论分析十分吻合。应力对面积的积分与设备的总吨位只有2%的误差，据当时所知，兄弟院校还没有开出这种实验，实验得到了他们的好评，也算是一个创意吧。

　　对实验经费的使用，我们想的是如何使钱花得“更值”，也就是常说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了节省运费，有一次和冯长印老师骑自行车去第一机床厂购油管。管子很长，我们先将管子竖着绑在自行车后架上，但骑自行车过九龙山铁路桥时管子超高，过不去，只好卸下，穿过桥洞再绑。如此到了学校。

　　我们实验室规模小，但毕竟按全国大纲开出了实验，在许多方面还有些创意。在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科研开发，支援兄弟实验室解决燃眉之急等方面都作了应做的事。 70 年代初，珍宝岛事件后，还支援国防，生产过军工产品长达一年之久。

　　实验室工作真辛苦真累，但也有让你开心一刻的时候。一次我正在开车床，突然想起借

　　“干什么的？”

　　“还书。”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我一身油泥工作服，脏兮兮的，疑窦顿生。

　　“还书？不对！你是建筑工地的吧。”(当时正建礼堂，工地的人不能进馆 )

　　“不！我是本校教师。”

　　争论了半天，幸而馆内一位认识我的熟人过来，证明了我的身分，才让我进去。还有一天晚上快十点钟了，我一人加班，开着车床，心愈急就愈爱出事。不小心手刺了个大口子，血流满地，我赶忙拉电闸，锁门，去医务室上药。第二天上班时我刚进门，大家议论纷纷地说：“是黄鼠狼还是耗子挨揍后流的血吧，快找找，要不臭死了。”我指着鼻子说“甭找啦，大耗子在此。”于是大家都笑乐了。

　　那时我经常晚上一人在实验室加班到十点钟，累得腰实在直不起来了，才回3号楼宿舍躺一会，再起来备课，虽然躺一会儿，但这十多分钟觉得是最逍遥自在的时光，所谓甜蜜与幸福莫过于此了。

　　其实苦与乐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苦就没有乐。当听到有人说工业大学以前的实验室不能进，进去不能看时，简直令我惊得目瞪口呆。当然啦，未经历过工大建设的风风雨雨，肯定会认为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平平淡淡，如喝白开水一般罢了！

　　教书又教人

　　作为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多一分爱心， 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在课后，特别是晚上上课后与他们促膝谈心最能够建立师生情 , 一次上课后我和一学生谈心，他说“大家都说我是刺头，其实大家不很了解我，我在某些方面还是特别认真的”，在长期的接触中，我还真发现了他不少优点，如在实习驻地他很能吃苦，又会动脑筋，就及时表扬他，这位同学后来进步很大，毕业时主动到边疆工作，在当地做出了成绩。还有一位同学毕业时主动要求到中专教书，原因是看到周围的老师在指导毕业设计时很认真、很辛苦，他认定教师是一种最神圣的职业。

　　我经常到学生宿舍，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有一回在宿舍里，看到墙上贴满了海报，红塔山烟XX元、白沙烟XX元。学生们说这是从某厂仓库里以低价买进，回来高价售出，这叫做“下海”，体会商品经济。我平心静气地说，这不是“海”，只是个小小的茶杯，真正的“海”在以后等着你们呢！再严格说，这不是偷税漏税么！大家还真听我的，一周后就恢复了宿舍的原来秩序。

　　有一次在宿舍学生反应，献血影响身体健康，我说只要平常身体健康，是不可能的，要不我带头，当时我已经49岁还有几个月就到停止献血的年龄了，但我还是以平和的心态献了血，学生看见还能说什么！这叫言教寓于身教。

　　惊回首，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已从小伙子渐渐进入古稀之年，没有什么惋惜的，因为我们已把青春奉献给人民的事业，若时间老人允许，我们会重新起步，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多更好。(作者：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