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复旦深受影响，复旦的精神和文化与上海的城市精神是一致的。”在2004年复旦99周年校庆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如此评价携手走过近百年的复旦与上海。

　　兼容并蓄的海派风格

　　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冲突交融，移民潮带来的国内不同地域文化也得以在此冲突交融，由此形成“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形成了上海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

　　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也感染了复旦的活跃风气，并使之宽容、自由而独立。从1925年到1949年，仅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就有《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翻译者陈望道、自称不京不海不江湖的陈子展、新月派散文家方令孺、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孙俍工等等。

　　“你想象一下，有这么一大群名师名流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大显风采，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笑称。

　　不过，“复旦的教授，很少以什么大师自居，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万丈气焰，他们平实、幽默、多才多艺，关心社会，不钻象牙塔，不摆臭架子，也不做空头文学家。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外面看进去，倒是平平静静的。”陈思和说。

　　而复旦的学生，也是“辩论争议甚至摩拳擦掌于一堂，旋而握手言欢于室外。不以友谊殉政见，不以私交妨公务。”《老复旦的故事》中，老校友杜绍文回忆复旦时如是说。

　　解放以后，海派文化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旋即受到一系列的政治影响而于上世纪50年代迅速趋于衰落。

　　不过，对于复旦来讲，有失必有得。经过1949、1951、1952年的三次院系调整，复旦吸收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加盟。这使得复旦的学科结构更加完备合理，形成了一批具有独特优势的专业方向，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比如中文系，就是在当时奠定了“十老”(指十位老教授)的语言文学治学传统，也跻身国内一流大学中文学科的前列。

　　经世致用的理念

　　在文化的背景之外，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也投射给复旦独特的颜色。“首先，复旦的成立，就是以上海的经济发展为背景的。”陈思和表示，“所以上海的教育理念与北京不同，它没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形态为背景。”复旦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商科，也是这个原因。

　　1917年，复旦首创商科，以培养近代工商企业急需的管理人才。商科的教学紧密结合实际，1919年商科设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校内外均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1921年商科同学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后又创办商业博物馆。商科设立不久就成了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科，1929年改称商学院，是今天经济学院的前身。

　　远于庙堂，近于民间，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培养学生服务于社会民间岗位，这迥异于以京师大学堂为背景的

　　“复旦培养的学生，大的政治家很少。做大事的也不多，精神领袖也很少。但复旦为社会提供的是职业精神，是具有职业精神的杰出的工作者。”陈思和说。1977届的学子中，很多人都很出名。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之后，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讨论城市精神，并在90年代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就是在这些讨论中，“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又得以焕发。

　　不过，在这段时期，复旦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号：中国最小资的大学。此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或许，因为身处上海，复旦的学生由于对外在世界的专注而遗落了一些精神的目标，疏远了深切的思想。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曾说，在上海的环境中，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很大，这就使学生特别看重就业，从谋职的角度处理自己的知识结构，而非常宽松自由的教学又提供了这样的方便。这样，复旦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变成一个职业养成所的危险，复旦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接受着挑战。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复旦如何保持其精神中心的地位？

　　让人眼前一亮的消息是，从今年9月开始，复旦书院成立。3700名新生不分国籍、专业，“混编”于42个班级中，先在复旦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聆听各院系教师讲授综合知识和文理基础知识，全面提升学生包括公民素养、人文博雅素养、学习能力和科学精神等在内的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