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复旦经历了动荡坎坷的初创期。时局之诡谲，社会之激变，几乎屡屡把复旦扼杀在襁褓之中。但马相伯、李登辉、于右任等先贤凭借满腔的热忱、理想和信念，于危难中撑起了复旦的脊梁。

　　贯穿这道脊梁的，还有一种精神，一份气质。也许正如复旦校史馆钱益民先生所言，复旦百年长存的精神气质的确很难用语言来概括，且将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但他相信，这样的精神气质，任何复旦学子都感受得到。

　　摆脱教会另创公学

　　1905年，马相伯65岁。岁月在这位花甲老人的脸上刻下鲜明的印记，而他心头，则布满了一个民族的伤痕。

　　他生活在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迎接他的，不是喜庆的鞭炮，而是罪恶的火炮。西洋人的坚船利炮不断轰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相比大多数只能发出苍白呼号的苦难民众，有着天主教家庭背景的马相伯似乎更愿意思考并探究西方强大的秘诀。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语言及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后来的成就证明他实在天生就是一块学习这些东西的好“材料”。

　　在感叹西方先进的同时，马相伯更深切地明白自己的使命。18岁那年，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毅然拒绝：“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步入而立之年，他则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提出学习西方学术应“尽彼所长，转授国人”的观点，显露出成为一名杰出教育家的潜质和理想。

　　接下去的30年，他以入世的姿态在政界和学界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清政府的委顿、腐朽及时局的恶化使他不得不寻求民族救亡新的出路。从欧美游学归来后，他决心兴办新式学校。1900年，马相伯散尽祖遗家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捐给耶稣会江南司教开办“中西大学堂”。教会接受了他的田产，但未办学。两年后，马相伯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

　　“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但曙光闪亮了一刹那就被乌云遮盖———1905年，法国教会与清廷勾结，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剥夺了其办学权利。然而教育救国的信念如此坚定，即使年老力衰、一贫如洗，马相伯依旧挺直腰板，昂起头颅———仅仅数月，他就在爱国学生和人士的帮助下另创了复旦公学，后改名复旦大学。

　　“救国老人”，创校七干事之一的邵力子曾这样称他，而马相伯自己则常以林则徐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为座右铭。穷复旦百年历史，又怎能无视那份沉甸甸的救国强国的使命感？

　　从耶鲁精神到复旦气质

　　在有限的资料照片中，马相伯皆着长衫，而李登辉校长则始终一身笔挺的西服，只是有时打领带，有时扎领结罢了。

　　这不能不与李登辉的西方教育背景联系起来看待，确切地说，是耶鲁背景。1854年，容闳成为第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

　　作为印尼华侨，他的祖先离开故土已有七代，因此即使从耶鲁毕业的李登辉只是默默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祈祷祖国的平安，恐怕旁人也无权苛求更多。但他回来了，回到了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土地。

　　在上海，李登辉结识了严复、马相伯、于右任等人，由于理念相同，很快走到了一起。1906年，他受聘为复旦英文部主任，后任教务长。从1913年到1936年，他一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复旦后来的茁壮成长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李登辉的办学思路与马相伯相近，马相伯立志把复旦办成“与西方大学并驾齐驱”新式学堂，李登辉也认为要发展中国教育需移植西方模式。他在校期间的很多做法几乎都看得到耶鲁烙印，比如每年出版载有毕业同学名录的年刊，确立校训、校歌、校徽等标志性校园文化，甚至教授与学生共进午餐等细节，无不渗透着耶鲁精神。

　　李登辉任校长的近30年里，一种以耶鲁精神为源头的精英意识在复旦校园滋生，后来演变成了属于复旦自己的独特气质。

　　最初，他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教授们多精通多门外语，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可学生就有些“麻烦”了。遇上那些英文发音不准的学生，李校长不是眼巴巴地不明所以，就是不留情面地进行纠正，当然纠正完还是微笑着鼓励一番。据当时的校友回忆，由于李校长的“特殊情况”，“大家英文水平进步很快”。而李登辉自己也努力融入中国传统。回国两年后，他经人介绍娶上海淑女汤佩琳为妻。跟了李登辉差不多一辈子的中文秘书季英伯回忆道：“李校长初回国时，对祖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人情完全陌生，若非和李师母结婚，天天受其爱妻的熏陶，他不可能长久定居中国。”

　　自由的气血早已喷涌

　　复旦校园的自由气息，由来已久，经百年不衰。

　　马相伯和李登辉都提倡“学生自治”。1905年，震旦学院被教会接管之后，退学学生公推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沈步洲、王侃叔、张轶欧和叶藻庭等七人为干事，商议复学办法，是为著名的“创校七干事”。其后，这七人又公推马相伯为首任校长。可以说，先有学生再有大学，由学生催生大学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而校友在总结复旦精神时，也往往把“从无到有”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民主到集中……一种自由的精神就这样被培育起来。马相伯创校时就倡导学生“当家作主”，于右任曾概括说：“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借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

　　李登辉也鼓励师生自由发表意见。据前校长章益回忆，每逢学校有革新举措，上及教授，下至学生，李登辉都会普遍咨询，择善采纳，少有“一言堂”。这在当时各大学行政多出自校长独裁的情况下尤为难得。而在李登辉的教育理念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也是智育环节的基本纲领。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变革时代，复旦学子超前的经济思路和自由的政治意识得到了充分展现。1918年，中国最早的合作社——由师生合股的复旦商店开张。同年，复旦师生又创办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校内外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五四运动爆发后，也是复旦师生第一时间声援了北大，进而组织上海所有学校，动员工商界一起“罢课、罢工、罢市”。其中，邵力子敲响了上海“五四”第一钟，而李登辉也操起一口较为熟练的国语慷慨陈辞：“国家到了危难时刻，学生不站出来谁站出来？我支持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不要乌纱帽！”这场运动使得复旦声名鹊起，也因此吸引了各方有识之士。(作者：许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