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的记忆：3108，牵系着自由和梦想_新浪校园

复旦人的记忆：3108，牵系着自由和梦想

http://y.sina.com.cn 2005年09月22日 19:05 新闻晨报

朴素的红砖和水泥墙，加上稍嫌笨重的木制课桌椅---它只是复旦第三教学楼一楼一间普通的大型公共教室，然而没有一个复旦人会忘记3108。不仅因为它是惯例开到最晚的自修教室甚至会在考试期间变为“通宵教室”，更因为它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成为复旦约定俗成的讲座中心。它很幸运地凝聚了最多复旦学子的回忆，成为全校所有教室中唯一的“名人”。　　如果它会说话，它必定是个学贯中西、儒雅和蔼的大师。从复旦1905年建校开始，到逐渐发展成为拥有浓厚底蕴和传统的学府，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在3108平凡的讲台上让学子们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从里根总统到国际原子能总干事，从李政道到李远哲，3108教室沉默地从一位位卓越的演讲人身上吸收所有的精华，无言地将之演变成复旦的精神：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讲座：追“星”族向往之地　　“记得那一次里根总统来复旦访问，演讲地点就设在3108教室。我怀着虔诚的心，有幸到场聆听了里根的演讲。窗台上、走廊里，全部站满了人。尽管糟糕的外语水平，让我没有完全听懂里根演讲的内容，却依然让我感受到震撼，我这才明白感同身受的分量”，一位81级复旦学子回忆起几乎20年前3108这场最著名的讲座时，仍然难掩激动之情。　　除了图书馆，最令当时的复旦人难忘的，就是永远神圣的3108教室和中央食堂前的讲座海报。3108已经成为复旦的一个文化符号，复旦的精神象征。不知有多少思想的火花在这里碰擦过闪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情感的浪潮在这里汹涌澎湃过。每天午饭后，中央食堂门前的海报栏前总是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海报，从人文地理到社会政治，几乎涵盖了当年所有热门的话题。无论是前沿的学术论坛还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声音，都让学子们受益匪浅。　　“通过这些海报，我听过著名演员黄宗英的讲座，那时，她正陷于周璇遗产案中；听过著名律师李国机的讲座，作为一个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作为一个执业律师来说，李国机在当年所达到的声望恐怕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当年名律师的风采，让法律系的毕业生於炯至今仍然回味这场最有教益的讲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彼时也“追星”：“我手上有一本名人的签名本，杨振宁、李振道、李远哲、郎平，国际原子能总干事还有一些名人来的时候，我都让他们给签了名”。他用“奢侈”一词来形容听这些讲座时的感觉：“听的时候就在想，这些大师的成就恐怕是没有人能超越了，能听到他们的讲座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自修：占位成为流行　　“有一年五一放假第一天，我从复旦南京路(即光华大道)上走过，路过三教时，看到3108里面挤满了上自修的同学，心中异常感动”，80年代末的一位复旦人，至今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当时大家每次去文科阅览室，就是现在的理图，都得提前很长时间去占位子，因为去晚了，就根本没位子了，那时我们往往是先放一个包或者是一本书来占一个位子，然后匆匆去吃饭，再匆匆赶过来，一直看书看到管理员把我们赶出来”，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回忆他当年在复旦的学习生涯时，不断强调“占位”的流行性。　　复旦不仅学风浓厚，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其它高校，它还给了大家很多机会去接触不同学科的东西。“一位数学系同学大三已经做了关于熵理论的论文，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但他仍认为哲学是最高境界———这种说法现在恐怕很难听到了。在当时文理工分科很清楚的时候，也只有在复旦这种文理交融的学校，才能培育出这样的学生——知识面宽广深厚并且思想开放”。　　复旦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校园氛围：文理兼容，能迎接多元化的冲击，让人有机会接受更多的东西。很多接受采访者会不约而同对记者描述毕业后的校友交往——现在复旦人碰到一起，还是会聊经济，也聊哲学、生物、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不是说这是一种时髦，而是彼此之间有一种知识的刺激。复旦校训“切问而近思”，其义就是要不断地去探讨才能够逼近真理。　　勤工助学：从商不弃知识　　“我们很想走出象牙塔，大家都很渴望独立和社会实践的滋味，所以复旦人得风气之先，开展了一系列勤工助学的活动”，光华科技中心的创始人之一章树德对于当时的创业颇感骄傲，“我们中心还颇赚了一些钱呢”——这大概是如今这位上海银行董事会秘书最早实践生财之道的机会吧。　　曾任大家沙龙第二任经理的计算机系毕业生夏对沙龙的咖啡难以忘怀，“当时烧咖啡用的大锅子，烧过了会酸，烧不够又没味道，时间太久则会苦”。于是7个人骑自行车去找上海最好的咖啡馆。走了大概5家店，钱少，就7个人只点一杯咖啡尝一下，觉得味道好的话就到后台问师傅怎么烧的，配方如何，咖啡豆多少份量可以烧几杯，问得一清二楚。学习各种奇特烧法的同时，“我们在旁边跟着演算成本，看两毛五分钱一杯咖啡行不行——从那以后大家沙龙的咖啡味道就很好了，在上海滩应该也数一数二吧”。　　大家沙龙的英文名为Master'sClub，“大家”二字亦取“大家风范”的用意，最早是同学们谈天说地的地方，后来演变复旦最早勤工助学的模式之一。当时校内体育场边上的自助商店则是另一个学生们乐于打工的地方，曾经担任复旦学生自助实验百货商店总经理的82级管理系毕业生钱建纲，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名片，那个6位数的总机号码“484906转3341”看上去如此年代久远，却不难想象当年活跃的学子们研究生意经的模样。　　当时的复旦学生自助实验百货商店，从进货到理货，以及收银、盘点、财务等全部是学生自己操办的，“光排班就是个技术活，因为大家时间很零碎，必须排严密的当班表才不会出纰漏”。87级计算机系研究生史一兵是自助商店第一任总经理，他笑说当年最头疼是进货问题，“逛街看见有好看又便宜的马克杯就回来告诉沙龙，然后去看看买回来。当班经理每天要写日记，结束后开个短会，第二天的经理可以看到前一天发生了什么——现在想来是很科学的管理方式。大家看重的是一种经历，虽然也有每天8毛钱的收入，但不像现在的勤工助学更看重经济因素”，当时这样的勤工助学还成为各院系学生交流的平台，甚至促成了好几对伴侣。　　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的躁动开始影响学校。虽然学风仍很好，但“各种晚会、舞会也频繁举办，那时经济已经开始热门——当时还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毕业的复旦人已面临不一样的社会：“92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人下海。我们班有60多个学生，毕业时除了2、3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再继续深造”。这批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入校的学子还是幸运的，他们最后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那场知识盛宴的尾巴。(作者：李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