凇沪战争的枪声，刺破了上海20、30年代短暂的平和，倘大的中国已然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学子的安全。1937年，复旦大学被迫西迁。

　　1938年，重庆的夜晚，复旦学生们拎着自己的菜油灯去自修，大教室里，一根根白色的灯芯发出如花生米大的光亮，映衬出一张张默默研读同学的脸，颇为壮观。这样的日子终于熬到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

　　5000里苦旅，从江湾到牛古岭，从牛古岭到重庆；8年岁月，物资紧缺，缺衣少食。然而，一种力量、一个梦想，却让这些身负着国难家仇的学子依然如饥似渴地求学---这种力量是“希望”、对民族未来的希望。

　　在路上：停停走走心彷徨

　　局势：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江湾校区的宁静全然不复。为求学子安全，

　　9月以后的牛古岭，游人鲜至，“休眠”的宾馆正好空出来给学生入住、上课。庐山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就已是漫天的白雪。如此诗情画意的校园，让这些江南学子感到格外新鲜和兴奋。寒冷让吃饭变成了大问题———等回到宿舍，所有饭菜早已冷到结冰，根本难以下咽，即便如此，许多同学对这点“小小苦难”也不以为意，他们都乐观地以为，庐山上的日子只是一次短暂而美好的停留。

　　37级新生朱立人就是当年900名西迁学生中的一名，88岁的老人讲述了自己当时离开上海的情形———带了几本书，装了几件简单的衣服就匆匆赶去复旦报到。当时20岁的他认为，战争或许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能回上海了。好景不长，没等到雪融花开，南京失守、日军西进的消息就传进校园。校方再次决定内迁贵阳。朱立人说，搬离庐山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或许事情并没他想象的那么乐观，什么时候能回上海真是个未知数。“是否跟学校走？”当时同学中分成几派，有的决定去延安，直接投身

　　剩下的500人，一路停停走走，战事吃紧的消息时而传来，不知前路何方，心里充满彷徨。从庐山迁到九江，他们好容易等到一条因对方临时放弃空出来的客船。因舱位有限，朱立人和部分同学每天睡在顶层的甲板上，老人说：这点苦年轻人是可以承受的，当时苦的是心情，不知哪天可以开课。

　　在重庆：苦乐交织的日子

　　局势：1937年年底到1945年，复旦师生在重庆度过了8年艰苦的读书生涯。

　　1937年，疲倦不堪的师生行至重庆，受到当地各界的热烈欢迎。就这样，复旦师生在重庆落下了脚，在这个相对太平的大后方，背井离乡的师生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36级会计系学生汪企伦，当年因战争没来得及同母校一道西迁，在各地辗转借读，饱尝逃亡之苦，终于在1939年得以重回母校。现已93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当初的校舍依稀记得：“宿舍是个煤矿厂房，墙壁又脏又黑又潮湿，一不小心蹭上就会留下黑印子。地面也全是没压实的煤渣，一到雨天就变成烂泥滩。”这些，对历经流离的汪企伦来说，“能有个地方安身读书，已然不易”。据说，那时晚间有自修课，每位学生都会发一盏陶器菜油灯，灯上有个小油碟，可装一两油。有学生就将点剩下的菜油倒沥在杯内，次日再让校工加满。半月一月后，积满的大半杯菜油用来泡饭，补充长期不足的营养。

　　心灵上的营养则是各民主人士在校园慷慨的讲演，迄今仍记得学号为8970的汪企伦幸福地回想：“学校西迁后，我在各地借读时一直梦想能回母校，一直留恋那种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氛围；回来后发现虽然是战争时期，这种气氛依然在延续，丝毫没有减弱。”

　　庆胜利：操场上办起百鸡宴

　　局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年12月，复旦大学开始重新迁回上海。

　　即使在当时后方的陪都，警报声也时常划破这所山城大学的静谧，敌人的飞机也常会冷不丁地侵扰校园。“抗日”依然是师生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同学们会自发三五成群讨论国事。”思想进步的朱立人则在同学中组织了“抗日文艺协作会”、“读书会”等，他们还深入矿区调查矿工生活、组织“民众夜校”在百姓中宣传抗日。汪企伦和后来成为她夫人的同学吴杲，都是积极参与者。老人说，日本人的暴行让他深深感到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在上海借读时，他曾在租界遭到日本浪人无端搜查，无奈遗失了无时无刻不挂在胸口的复旦校徽。

　　历经8年，曙光在1945年8月15日那天破云而出。当时在复旦担任校工的王德耕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一刻：10点左右，广播中传来章益校长慷慨而激动的声音：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校园顿时沸腾，师生奔走相告。当晚5点，大操场上摆起百鸡宴，全校师生坐了100桌，每人发一碗土豆烩鸡块，米饭敞开供应；不少人还自备大曲酒，忘乎所以，即兴举行了抗战胜利晚会。

　　那夜，复旦不眠。

　　几个月后，复旦终于迎来了回归故里的时刻。又一次打点行李，作别久驻的重庆校园。王德耕说：这次是充满希望的旅程。(作者：张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