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复旦老校长谢希德

　　在复旦大学对外国际交流史上，著名物理学家、老校长谢希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20世纪80年代，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她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国际交流的力度。谢老的留学生涯、知识背景及热心程度，都帮助她为复旦走向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1978年9月，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在西德

　　从1983年开始，谢老每年3月都要出席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凝聚态会议，一直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每次开完年会回来，她都要举行报告会，把两本字典那么厚的材料整理成一个精练的学术报告，站着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给国内同行和学生带回国际物理界的最新动态和信息。这样的报告会，直接将复旦和国际、与科学最前沿接轨，自然也便成为理科师生最期盼的。

　　与此同时，谢老还注意请进名人，与复旦师生面对面交流。在任期间，她曾授予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接待美国总统里根、巴西吉马良斯议长等国家级领导人来访……通过这样的外事活动，复旦加强了与国际的联系，让师生在直面那些学术大师、政要名人的过程中获得进步。

　　由于科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谢希德也被美国、英国、日本等10多所大学授予名誉科学博士证书，198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筹建美国研究中心

　　1985年，谢希德校长意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研究和交流的缺陷，便有成立美国研究中心的想法。同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谢老兼任中心主任，这在全国高校中应属首创。

　　在建造中心大楼的过程中，为解决资金问题，谢希德四处奔波，寻求支持。有一次，谢希德去见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康迪，希望在资金问题上得到他的帮助。康迪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她都是波斯顿“红短袜”棒球队的球迷，谢希德也深知这一点。两人在见面握手以后，谢希德张口就提“老朋友，‘红短袜队’最近赛事如何”，康迪听了非常高兴，两人无形之中也亲近许多。聊着聊着，谢希德很自然地就将话题转到美国研究中心筹资的事上。后来，康迪果然不负谢希德之望，在项目投资上出了不少力。就这样，经过好几年的争取，复旦终于从各方筹集到400万美元，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得以于1990年4月3日破土动工。

　　1995年，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历时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正式发挥它作为教育和研究基地的功能。在这座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4层高的大楼里，中心通过安排校内外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国际事务及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并承担培养新一代比较深入了解美国的专家，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如今10多年过去，美国研究中心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绩，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和水准的国际研究机构，并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一切都源于谢希德最初的那个想法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

　　关心出国

　　复旦大学80年代初出国的学者，大部分是由谢希德送出去的。那时“文革”刚结束，当许多人还对“外国”两个字避之惟恐不及时，谢希德却毫不犹豫与国外积极联系，把复旦师生送到国外去深造。后来据海外许多学者反映，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复旦因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1982年，在计算机并行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现为我校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的朱传琪教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作学术研究，但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朱传琪找到了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谢希德，并顺利得到解决，出国的事情很快便批了下来。到美国以后，每当遇到问题，他就想到谢校长，而谢希德又总能帮助解决。“因为谢校长的信任，我才得以出国；又是因为她的信任，我回来了。”1988年，朱传琪谢绝了与他共同研究的库克教授的盛情挽留，回到了复旦校园。

　　值得一提的是，谢希德每年都要为考取出国攻读研究生的物理系学生写推荐信，初步估计也有百人以上。谢希德十分关心青年的前途，乐于写推荐信，“这个项目是李政道教授倡导的，第一批录取始于1980年，1989年已是第九批，复旦考取的学生有17人。每年都为考取的学生写推荐信，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看到他们每个人写的自我介绍，大多数是多才多艺的全面手，对我是一种乐趣。”有一次，有人受一位物理系学生之托，请谢老为其写份出国求学推荐信。为省时省事，那位同学事先将信草拟好，不料却受到她重重的批评。因为她每次给学生写推荐信，都是亲笔写，从来不用别人代劳的。这件看似细小的事，却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

　　“送师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出去的师生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家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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