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进复旦前，了解这个学校吗？

　　金：不太了解。当时家境困难，听说上大学有助学金解决生计，我才读的。我们三分之一的同学来自农村，都靠助学金念完大学。不过同学和师生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没有歧视，让人感到温暖。

　　问：这是六十年代的事？

　　金：是啊，我61年进复旦。进校的第一课是参加劳动锻炼，去崇明筑大堤。同学们都感到为国家贡献力量是光荣的事。

　　问：那也是中文系名师云集的时代。

　　金：当时陈望道校长非常关心中文系。系主任是朱东润教授。像潘旭澜、章培恒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好。所有的名师都给本科生上课。我们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要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对民族的文化负责。复旦有一条很好的传统，即教学相长，老师会鼓励你提不同意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问：那么多名师，课都听不过来吧？

　　金：不，我不算是个乖学生，常常跑去做理工科的旁听生。四大教授，陈望道、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的课我都听过。我觉得要有超前意识，不该局限于本专业。复旦提供了一个很开阔的学习环境，尽管文理有别，但限制很少，只要努力，各种知识都可以学到。蒋孔阳老师家我也经常去，他们夫妇很喜欢我们去。进入复旦这个学校，你的思想就应该和巨人在一起，要和最尖端的技术在一起，和未来的世界在一起。

　　问：您毕业后从事报业，专业不对口？

　　金：当时文革刚刚开始，上海几家新闻单位要补充力量，《解放日报》就把我挑去了。当时我不想去，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新闻稿也不会写。我感兴趣的还是中文专业，文艺理论、传记学、美学。不过复旦人有个好处，学什么都快。既然换了行当，那我研究报纸吧。

　　问：政治局势这样紧张，对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很不适应吧？

　　金：我很傻，一个劲儿说真话，在那种环境下，势必要挨整。文革暴露了一部分人性的恶，但也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善。很多老同志都非常保护我。复旦教育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和良知。我一直记在心里，出了问题，坚持绝对不连累别人。所以很长时间里，我和所有的老师、同学都不通任何信息，电话不打，信也不写，为的就是避免牵扯别人。走出校门后，当面对着难以想象的环境和碰到许多问题时，你才能体会到复旦给你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格力量。

　　问：现在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很多中文系的同学都向往去媒体从业。

　　金：是啊，有许多学生大一大二就到这里来实习，太早了。学校里一共才待四年时间，复旦待四年那里够？基础没打好将来提高很难。大学这段时间特别宝贵，是最珍贵的时期，不要浪费。

　　(赵光 等)

　　链 接

　　金福安，《新民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委员。1944年生。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7年进解放日报社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夜班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日报》编委、总编辑助理，1993年起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分管报纸新闻编辑和理论、文化宣传报道及《支部生活》、《报刊文摘》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