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大人物，社会更需要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去，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停顿的群体。

　　我59年考入复旦生科院，当时生科院是五年制。190多个学生，9个专业。我们这一届，出了两位院士：施立明和洪国藩。Made in fudan给我们的生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年困难时期，复旦学术却正兴旺。谈家桢先生一个人就给我们开了《辐射生物学》、《进化遗传学》等三门课；《微生物学》是盛祖嘉先生开的；《人类遗传统计学》是刘祝润先生开的；《生物化学》是沈仁权教授开的；《细胞遗传学》是项维教授开的。这些都是复旦当时最有名望的老师。我记得当时施立杰先生，他并不是我们复旦的教授，他是我们谈先生的研究生，刚从美国回来。谈先生让他给本科生上课，他穿了一件T-shirt，一条短裤就来了。施先生的头发乱糟糟的，从来不打扮，但目光很敏锐！他一开口，所有学生就被他征服了！

　　我68年读完谈先生的研究生，被分配到成都郊区的兽药厂工作，负责猪瘟疫苗研制。40年以前，猪瘟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可

　　我们这届同学，都不苛求环境。去当工人，去做农民，去干校，但在各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同学停止过自己的思考！即使在农村，即使没什么工作条件，都会保持这种继续向前的劲头。很多同学回来以后，掌握的都不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而是一种方法。在复旦给我们熏陶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复旦人厉害就厉害在，虽然默默无闻，但每天都在影响着社会。比起大人物，社会更需要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去，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停顿的群体。复旦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同学几十年后相聚，很难说谁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不在做事情。

　　我们一家人跟复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我是复旦生物系的，我太太是复旦数学系的，我儿子是从复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的，我儿媳是复旦经济系的。我们整个family都是made in Fudan。

　　我的孙女有一张照片:踮起脚来开门。那时候她才一岁多，为了要开这个门，脚要踮起来，手也要尽量伸直。我就从中领悟到，人一辈子，做事情也许只要再稍微多努力一点点，就成功了。我们做事往往只有在一个个细节上努力，最后这件事情才能做成功。

　　(徐佳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