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脱胎换骨”时期
1956年9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注重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由此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就令我着迷。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
六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视觉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41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十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八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九、第十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十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音。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
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这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一百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一百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 左面那座阁楼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从1958年春至1961年夏毕业，我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我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是。”我回答。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会对我说什么？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顺理成章的。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其中不少期刊是全套的合订本，创刊号常常是19世纪的出版物，这更使我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它集中了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家底。 翻开这些杂志，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有如一本圣书展现在我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圣经》，因为数学是上帝的语言。我主要阅读两类文章：大数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数学哲学。我渐渐明白：智慧高于知识。柏拉图特别看重几何学。他说：“不要让不懂几何学的人入内！”这句箴言写在他主办的雅典哲学学园的入口处。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格言，不是在别处，就是在北大数学系图书馆。从此我知道了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