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挂在树上的北京孩子

　　本刊记者：赵丹

　　动笔写刘畅时，脑海中不由自主浮起这个标题。也许是因为他用树上的袋熊来比喻自己的懒惰，也许因为这个土生土长北京男孩周身散发的胡同味儿，也许因为，他那部意味深长的记录片《北京两岸》——他像一个挂在树上的孩子，看着树下的人来车往，看着老北京身不由己的变迁，然后发现，过了昨天的今天，就像护城河的两岸，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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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个笑话么——”一直赤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的刘畅盘坐到沙发上，点燃一支烟。“一个电视台长的亲戚到台里找工作，问他会不会摄影，答说不会；会不会灯光？也不会；会不会音响？还不会。得了，那你当导演吧。”导演其实什么都不会，就是会撺掇一些东西。刘畅这样说。

　　“其实什么都不会”的刘畅，一举从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4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捧回了新人大奖，也捧回了许多人重振国产记录片河山的信心。

　　2002年，已从电影学院毕业两年的刘畅在电视台做编导。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Discovery亚洲频道在“选秀”，便去报名。当时想法很简单：跟他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中国的记录片水平由于受资金和经验限制，与国外相比差距非常大。而Discovery这样的专业台制作比较精良，要求很高，和他们合作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先是报选题，写个提案交上去，告诉他们你要拍什么，要让他们对你选的这件事感兴趣。他们筛选出18人进入下一阶段——类似于听证会的面试。听证会时每人都要到评委——也就是Discovery制片人、策划人、各种官员面前，交流、阐述，说自己的案子什么样，准备怎么做，手头都掌握了哪些资料等等。目的就是，让他们放心把资金给你用。”

　　资金不是当时最重要的，只有获得最终的计划启动权，才有资格去申报拍摄资金，所以首要任务是项目获得认可。18人，最终只有6人可以胜出，刘畅很清楚自己的选题必须适应国际观众的口味。

　　“我们国内中央台或一些地方台，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片子，但外国观众看着不知所云。要么是太深了，要么是不感兴趣。探索频道有个要求，就是首先你要想办法知道国际口味是什么，要让一个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一下子对它感兴趣，这个素材要值得交流值得关注，又不至于太肤浅。”

　　刘畅的选题是《北京两岸》，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他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古都日渐消失的胡同，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岁月痕迹。从前都是住在胡同里的人积极往外搬，二环外面环境好、地盘儿大，住着舒适。但现在经历了一番有如浩劫般城市建设的洗礼后，走出钢筋水泥大厦的人们蓦然发现，还是城里那种小氛围的文化更让人有归属感。

　　胡同原住民的走出与回归犹如河的两岸，人们站在不同角度看着不同的风景，心态也是不同的。这个题材刘畅早就想拍，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太懒了，所以一直搜集着素材，惦记着这件事，却迟迟没行动。Discovery的新锐导演计划督促他完成了提案，选题一举通过。就这样，刘畅带着他对旧城文化的痴迷，投入到《北京两岸》的拍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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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民是个中法混血的法籍女子，祖父曾是詹天佑手下一名工程师，她在北京四合院里出生，胡同里长大，讲得一口标准“京片子”。为了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工作，这些年她离开法国到北京来四处奔走，在故宫，在孔庙，多次举行了题为“敲开四合院的门”的图片展览。刘畅的片子记录了华新民站在涂满“拆”字的老房子前，无奈的神情，她身后，是隆隆的推土机轰鸣声。

　　“我不想强调某一方面的说法，各个角度都拍一些，把事实拍出来，让观众去评判。你的眼光不该带有倾斜性，要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用镜头去陈述生活的画面。”

　　为此，刘畅选取了几户生活在胡同里的普通人家，近乎白描地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胡同口拉二胡的老人，在小院儿里过了一辈子，没法想象离开熟悉的四合院该怎么生活。一家三口生活在七八平米的小屋，惟一的指望就是胡同拆迁时获得一笔不菲的搬迁费，买套大点的住房。还有骑着挂满铃铛的人力车，载着乘客“胡同游”，乐观健谈的车夫大爷……没有修饰痕迹的生活流，蹲在地上做饭、吃顿火锅算改善生活的杂院百姓。

　　“Discovery给我的建议非常多，我最初的想法太理想化，讲述的起点似乎是别人都知道怎么回事，总想直接进正题。后来策划告诉我，要尽量把故事说浅显，别人可能完全不明白中国胡同的来历，你就不能直接讲拆不拆的问题。”

　　事实上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中，确实有外国记者质疑：明明是私人的房子，怎么说拆就拆了？在国外，私人房子是最难拆的。刘畅说，毕竟，一部25分钟的短片，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的。刘畅告诉我，西单北边有所房子是乾隆后代的宅子，文物保护单位，不久前说拆就给拆了。城市规划进程到了这里，有些矛盾自然就会出来，这也正吻合了Discovery此次的活动主题：现代化对人类旧有生活的冲击。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你在刻意迎合外国观众的口味？这个问题出口后我甚至有点后悔，我知道这十分不礼貌，但确是盘桓心中多时的疑窦。

　　“其实只是告诉观众这个东西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状态，给中国观众看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倒不重视，人家一个法国人在这儿奔走……说实在的多丢人啊。”刘畅笑呵呵地说。片子只是揭示一些东西出来，但无力改变什么，通过这个载体，可以让人们去思考。

　　刘畅说起同被Discovery选中的另一名青年导演拍摄的《少林寺》。“现在的少林寺挺商业的，像股份公司，大和尚们有股权，老方丈像CEO，平时上网。产业开发也特好，少林寺牌奶粉、少林寺牌这个那个的……即使国内观众看了，也都会感兴趣：没想到和尚开着奔驰出去谈业务，坐着飞机到广州拉活儿去了……神死了！”

　　这不是灰色的东西，新锐导演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正在翻天覆地变革中的中国，这样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多，只是人们往往会忽略掉。现在把它拍出来，大家知道了，思考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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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在街上，会发现有些人很吸引你的注意力。或者你在和陌生人做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某个状态令你很欣赏——你会关注那些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了但没留意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刘畅认为记录片中最打动人的，是人在生活状态中的那种美丽。

　　学美术出身的他，考美院未遂便走进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摄影和画画相比，技法上要求简单了，想法上要求更高。而摄影，恰是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加以强调的过程，学生时代的刘畅，是个喜欢拍摄局部和细节的人。他喜欢钻进胡同，拍下老百姓炉子上嗤嗤冒烟的水壶，铁丝上挂的那种用铁丝挝成的晾衣架，下过雨后老屋子的房檐……

　　“即使没念导演系，在电影学院熏陶几年也会收益很多。什么影像艺术，那些大的范畴，故事背后的东西……可以找到很艺术的感觉。”当今电影无非两条路，要么靠故事打动人，要么靠视觉冲击，能把这两者很好结合的，刘畅认为张艺谋当数第一人。

　　那时他没想过自己究竟会从事什么工作，但他知道一定会与视觉有关。大学时曾跟导演系同学合作，发现原来做导演并不需要专家，但一定是杂家。同时还发现不少导演系同学的脑子挺“水”的，这树立了他自己拍片的信心。说到这里刘畅忍不住笑：“我‘非线编’玩得比较好，被他们拉去帮忙，去了发现他们竟然要拍文革题材的片子——不是瞎闹么，年纪轻轻又没经历过，结果弄出来傻乎乎的。”后来刘畅自己创作过一部短片，还被邀请携片到香港参加电视艺术节。

　　由于成绩突出，大学毕业时刘畅差点被留校，后来因旷课太多(主要是早操)而没留成。“不然我也成‘老师’了，电影学院老师，哗，说出去都觉得很牛，呵呵！”虽然没能任教，刘畅也没有像很多同学一样找个单位挂靠，他说，不喜欢每天打卡的生活。就这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拍一些广告、片花，制作一些节目，赚钱生活。

　　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的获奖令刘畅有了更多机会，他坦言拍记录片是种捷径，是中国新人导演惟一能做的事——拍故事片或电影的几率太小了，根本没人会给你投资。记录片成本小，执行起来比较容易，做好了在国外拿个奖，国内也许就有人对你感兴趣，投资拍个DV什么的，如果DV没赔钱，人家可能就给你一个用胶片的机会……

　　每一步都那么现实，甚至有点自嘲，刘畅说自己拍的是商业片，他要先填饱肚子再去想那些艰涩的不计成本的艺术，但他还说：我的商业片一定是用很严格的艺术标准去拍的。

　　每年刘畅大约有四分之一时间在外面拍片，其它时候用于构思和寻找灵感，间或也拍拍广告。国人对记录片的喜欢度远不如电视剧，国内也没有专门的记录片频道去接纳，因此目前他的大部分片子，还是被外国人买走。但他坚信总有一天我们的记录片市场会好起来，因为记录片的繁荣，往往意味着国民欣赏水平的提高，全民素质的上升。

　　尾声：

　　过几天刘畅要去吴桥拍一群苦练杂技的孩子，虽然还没去，可他觉得那里一定可以挖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想让国外观众多了解一点中国，他们实在太不了解我们了。”想没想过要拿个什么奖，或者树个目标？刘畅连连摇头：“那可没有！我就是希望中国的‘出口儿(播放平台)’再多一些，另外我在拍记录片之外能拍个故事出来。还有，今年夏天我会到湘西拍片，那里风景特别美……”

　　一副遐想的样子，分明还是挂在树上那个北京孩子，有时觉得自己俯视着人流，有时，又特想爬到更高的地方，看看远方的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