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继续前进，张婷就有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前途艰难；如果后退，张婷的家庭就会没有负担，但张婷的前途就显得比较黯淡。

　　这时，张婷的大姨出现了。张婷的高中生活就在大姨家度过的，当时大姨起早贪黑为她做饭，为她操劳。大姨夫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疼爱她，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经常与班主任联系询问她的学习情况。本以为高中结束了，自己以后可以少拖累他们了，没想到，家庭突然来了如此不可预测的灾难，压的她无法忍受。面对她的前途艰难，大姨又担起了继续供她上学的重任。

　　大姨和大姨夫都没有高薪，俩人的退休金加在一块也只够全家人的生活费。即使这样，他们没有丝毫躲避的想法，他们动员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妇凑钱，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正式的工作。

　　没过多久，大姨的大儿子拿来1000元，女儿拿来1000元，二儿子送来1000元，二儿媳也送来500元。令张婷想不到的是，二嫂的母亲也送来了200元。张婷的姐姐送来1000元，一个远房的老姨给她送来500元，一个远房叔叔给了她1000元，另一个给了300元，邻居也给了200元。

　　60多岁的大姨将这些帐都记到一个专门的本子上，拿了7000元钱，就和张婷一起到北京来了。

　　交了学费和住宿费之后，张婷手中剩下的钱就不多了，她必须要寻找一些增加收入的办法，才能维持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她向学院写了苦难补助申请，获得了400元的补助。但这始终不是办法，她试图找一些勤工俭学的活干，可最终没有得到机会。她只得又到处寻觅，结果多以失败告终。

　　不能开源，就节流。张婷到食堂打饭，尽量节俭，她的生活费现在每天是6元左右。面值30元的电话卡一个月一张，主要给大姨和母亲打电话，偶尔也给同学打电话，打超了就不打了。

　　因为没找到勤工俭学的机会，张婷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去年冬天参加了第一次大学的考试后，虽然她不知道排名情况，但感觉不错，她说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从贫困家庭出来的张婷没有谈男朋友，她的说法是对那件事情没感觉，“从我们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人，应当有责任感，不能耽误学业，不能对不起所有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因此，她几乎没有化妆品。她在学校也从来都不买衣服，能省就省。

　　今年春节，张婷回了一次山西老家，她生病在乡下的母亲也来到大姨家，两家人合在一起，过了一个快快乐乐的春节。当时大姨看她衣服都旧了，就拉着她到街上去逛，一下子给她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

　　春节结束后，她揣上表哥表姐们给的700元钱，就回到了北京。她说以后“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来报答所有人的恩情”。她感觉身上有一种欠债感，“以后钱的债好还，感情的债不知道能不能还得清。”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已经取消，张婷从学校贷不到款，她今年秋天开学的时候，将面临近6000元的生存压力。她计划留在学校，这样可以找一点事情干，这样可以为下个学期攒上一点学费，也可以减轻亲人的负担。

　　采访结束时，她一再地对记者说，“如果你那儿有什么可以赚钱的工作机会，一定要通知我。”

　　千名贫困女大学生的调查

　　《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刚刚完成不久，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的霍庆川就找到媒体，希望能够尽快将这份调查报告发布出来，原因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为这些特困女大学生作一些帮助。

　　新长城项目是一个以在校特困大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的一个公益项目，2002年9月1日启动。到2003年底，该项目累计筹集到资金925万元，帮助了特困大学生3671人，项目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21所高校。该项目的特点是，不仅仅对特困大学生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而且还精神上支持这些大学生的成长。

　　一年多来，新长城发现了隐藏在大学校园深处的特困女大学生群体。人们很少注意到，也没有人专门关注过。这个群体的生存很难，至少在求学、勤工俭学和就业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我们这个社会对女性上学仍然存在偏见，很多农村女孩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能继续读下去了，这些特困女大学生就在这种偏见中经过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这段经历，她们的家庭难以为他们提供学习和生活的最基本条件，进大学本来就不容易。”霍庆川对记者说。

　　关于勤工俭学难。“社会留给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本来就不多，男生找勤工俭学的机会本来就比较困难，更何况女孩子？同样在大街上，男孩子很容易就举起了勤工俭学的牌子，而女孩子则比较困难。如果女孩子找到勤工俭学机会以后，还受上班时间、路程远近等因素制约，而男孩子受这些条件限制比较少。”

　　“社会用工还存在性别方面的歧视，特困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很多用人单位一听说是女生，很容易就拒之门外。”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主任对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去年7月中旬，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写的是陕西榆林地区的考生景艳梅高考结束后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她的父亲不但不高兴，反而自杀了。景艳梅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上大学呢？如果我不上大学，我的父亲就不会死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拿着报纸整整哭了两个小时。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一直观察这个群体。”

　　“今年春天，壳牌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对我说，‘你们应当关注这个群体’，我们才正式决定做这个调查。”

　　今年春天开学之后的第二十天，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启动了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活动。新长城发放面向学校的问卷20份，面向学生的问卷1000份。调查范围主要是在不同地域的农、林、医、师、综合等20所不同类型的高校以及由这些学校推荐1000名。实际回收有效学校问卷14份，有效学生问卷759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70%和75.9%。

　　霍庆川介绍，根据新长城的标准，“特困生”的标准是每个月的生活费支出在120元以下，贫困生”的标准是月生活费支出在180元以下。但该标准在各地因地区差异而区别较大，“比如在北京，月生活费不足300元的就算‘贫困’了”。本次调查的“贫困女大学生”是依据各地提供的标准选出来的。

　　15.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接受调查的贫困女大学生中，19.4%来自农业大学，6.6%来自林业大学，6.6%来自医科大学，15.3%来自师范大学，52.2%来自综合大学。她们的父母每月能支付给她们的生活费为100元以下的有38.1%；100元到200元之间的有44.3%，在200元以上的仅为17.6%。

　　调查显示，目前高校70%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整个就业形势还比较严峻，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比以前有所下降，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很多困难。此次调查的高校贫困女大学学生中，有74.7%来自农村家庭，来自城市家庭的有25.3%。她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双亲家庭，只有11.9%女大学生来自单亲家庭，0.5%的贫困女大学生是孤儿。15.7%的贫困女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庭，84.3%的贫困女大学生来自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

　　贫困学生的家庭普遍存在家庭负担重且经济拮据的情况。1996年以来，我国各类高校普遍“并轨”，尽管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收费标准有所不同，但学生人均年缴费用大都在3000～8000元，一些重点院校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年平均费用为1万元甚至更多。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从而导致高校贫困生人数不断加大。

　　大多数贫困女大学生都认为，“上大学”是她们儿时的梦想，现在终于圆了梦，有了接收良好教育、提高综合素质、锻炼适应社会能力的机会，她们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培养各方面能力。虽然她们现在生活困难，面临各种压力，她们仍然相信自己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丝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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