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你带我远离青春校园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语系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朱力亚：大二的时候就是外语系培训部的部长。我很自强。我感谢这个社会，让我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发现携带病毒后，我不得不远离学校，寻找到目前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来，你试图返回学校上课吗？学校有过拒绝的行为吗？

　　朱力亚：2004年8月的时候，我尽量对学校表现出我已经好了，我要返回学校了，但当时校领导用一个极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我。当时，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选择自杀。我深爱了两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学校却毫不留情地把面对巨大压力和众多困难的“问题人”逼进了复杂的社会。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学校里我有一个环境可以依赖一下，让我稍微调节一下。

　　我真是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宽容，凭什么剥夺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师是如何看待你的异变的？

　　朱力亚：2004年4月3日下午，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空气安静得让我不安。他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谈到晚上。他问我万圣节过得怎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最后他就问我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我说没有。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经看出来了。他哭了。我看出来，老师是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老师问我，难道不恨他吗？我说如果人的头脑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爱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恨对此刻的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时间比较有限，哪里还有时间去恨？

　　人物周刊：学校如临大敌来对待你，不想承担有一个AIDS女生的负担吗？

　　朱力亚：我就说，就我个人和集体来比的话，哪个重要？学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威胁他们。我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谈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我至少可以把我内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感谢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学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现在学校没有明确地把我赶出来，保留了名分。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从老师和同学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他们怎么想？

　　朱力亚：他们都以为我出国了。我这个人有点离奇，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怀疑。我在学校还是很风光，很popular(受欢迎)。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在校园里头看英语呀，很精神，有时候课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学习也没有耽误，工作还有恋爱都是齐头并进。我曾经是预备党员。当时有12个预备党员，我就对老师说学生太水。我说他们的思想汇报都是网上下载的，这能够说是合格的党员吗？因为感染后，我也不可能再入党了。党章并没有说，你有HIV，就不许你入党。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自认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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