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女生

　　感染病毒的朱彻底地正视这个世界，一个从来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害怕周围人的心理击毁。

　　在自己独处一间房子的日子里，她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一直坐着、坐着、坐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这个门，看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路边的一朵小花，甚至风，都已经和我无关。”

　　她开始包装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没有人会感觉到她身体里有一点点毛病，而且更不会感觉到她是这个病。

　　她在截止今天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谎言世界，几乎对所有人。她不知道，将自己的实情告诉别人后，会面临什么灾难。

　　她想她的爱人马浪，那个已经回国，但不知道死活的、给予她人生第一次爱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静下来，如果这样，马浪就迅速占据我整个脑海。他毕竟是我爱的男人，我现在为止惟一的爱。”

　　2004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了中国艾滋病人比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发现，除了生命长短和自己一样之外，那是一个更需要帮助的群体。她自己，是不要怜悯的。

　　几个月前，她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在当地，她立刻成为了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给她，学纯正的英语。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课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语言的模式讲课的同时，当地的父母们如在菜市场一样，随便地打断课程，去打孩子，去为孩子喂水。

　　在当地一家最豪华的饭店里，很多人知道她，她在这里开过讲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厅，也经常出现外国人和朱一起进餐的情景，他们用英语热烈地交谈。

　　她几乎每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一些虚构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艾滋病人，我根本就不要这么累，我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会得到父母的尊重和爱护。但现在我无法得到父母的爱护。如果说出来，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对我这样的女孩子，更厉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偶然得知了这个大学生的故事。一个月后朱打来电话说，想通过《南方人物周刊》改变自己的现状，引起人们对大学校园艾滋病的关注。

　　她了解到，我们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群体。

　　拒绝怜悯

　　8个月中，朱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痛苦的选择和摇摆。

　　她害怕父母同学亲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她曾经安慰自己，父母在遥远的西安下面的一个城市，是不看报纸和杂志的，也不会上网；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她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准备，如果朱拒绝公开自己的病情，将随时准备放弃关于这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取得了朱的信任。从开始时故事和细节的撒谎，到最后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等待了8个月。

　　朱找到了一个说实话的地方，她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快乐地体会到，可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可以轻松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饭。“说真话的感觉，真像蝴蝶在飞。”她说。

　　她害怕这个社会的心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还没有想到，公开之后如何面对父母和同学。但朱已经坚决地决定，不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负着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见，真实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给社会做多少贡献，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群，需要勇气和力量，改变已经被艾滋病改变的生活，回到众生的一般形态。”她说。

　　她不停地和我们用电话、电子邮件、书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和这个社会当下的形态，试图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出一个普世接受的对艾滋病群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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