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行研究生招生体制，陈丹青教授的愤懑，正如他所说，的确令人不满：导师招收研究生的自主权不能得到充分贯彻；在教学科研评估方面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无法割除；假借科学管理名义的官僚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伪改革”大行其道……哪一个问题不是“兹事体大”？

　　想想当年，英语考试零分的陈教授本人，尚可以凭借专业高分而迈进理想的高等学府，为什么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陈教授当年的幸运就永远成为了一种不能重复的“绝对偶然”了？我们的教育招生体制的改革，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

　　在研究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问题上，呼吁改革，但不是一味放权了事，要解决与招生自主权相联系的“产权问题”。比如艺术院校，教授们争取横向经费的能力要比一般文科大的多，像陈教授这样，组织学生搞几个画展，研究生的培养经费问题就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了。这样，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各高校只要把好了教授岗位的“准入”关，并按照科学艺术规律，认真组织好对博士、硕士候选人培养负责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答辩委员会，放手给招生的教授以自主权，情况或可得到根本改善。

　　在高校以及其他主要依靠纵向研究经费划拨生存的科研单位中，包括笔者自己，谁没有陈教授的感同身受？

　　中国科研工作者中太多教学科研评估中的“科学量化强迫”之下的弱势群体，很多在同行中根本没有学术建树和影响力的人，因为年头够长可以心安理得地终身“博导”，而许多颇有创新能力，并广为学生喜爱、学界认受的学者，却因为无法在填表时满足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的硬性要求而一直被边缘化。

　　陈教授的愤怒，无论是对清华大学，对我们的艺术教育，都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陈教授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此表示了个人的抗议，但是，如果留在这一体制内，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利用有效的渠道，比如说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大家都认真地听听他的肺腑之言，或许对改变现状，更为有利？即便陈教授有一天真的离开了，他仍然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自己办学吧，没有学位的陈教授带出来的没有学位的弟子，不见得就比有学位的清华美术学博士、硕士们更难有出息。

　　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经可以有陈教授注重的“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我们善意并耐心地期待着吧。

　　□李隼(中国社科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