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雪强

　　佛门禅宗传教悟道，素有顿悟、渐悟之分。面对法缚、见缚、我缚等难解之题，禅师忽作狮子吼，一声棒喝，令意障痴迷者菩提自现，立登般若，此法即名“顿悟”。北京四中周长生老师之教学法，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高中时上解析几何课，周先生出得一道有关定比分点与两点间距离公式的考题。题目不难，套用公式稍作变化即可求解。正当吾辈沾沾自喜之时，先生忽问———公式忘了又当如何？顿令大家瞠目结舌，手足无措，迷茫之中，忽听先生一声断喝：“公式忘了，相似三角形也忘了吗？！”言讫运笔如飞，沿坐标轴平行方向数条辅助线一画，一个标准的相似三角形题型顿现眼前，再往下似乎一切言语都已属多余，什么解析几何与平面几何的关系、已学知识与新学知识的关系……，如此等等，不言自明，刻骨铭心，真可谓不着一字(言)，尽得风流。

　　其实先生所教，又何止区区解题方法而已。

　　古人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

　　文革时期，本人虽身为学生，也曾发配位于陕西眉县的干校接受锻炼，适逢宝鸡地区组织清查外流人口，被派遣参加。本以为只是陪同他人查户口，没想到被孤身派往太白山下一“敌情”最严重的大队坐镇。刚一进村，即有大队党总支书记、民兵营长等恭恭敬敬前来请示工作，顿令我这刚刚20出头、尚未入党、且尚无任何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介书生“受宠若惊”。然凭借在四中读书时当过团委会组织部长的有限阅历，倒也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次日，被请求亲临现场解难题，遂搭乘拖拉机颠簸数小时前往秦岭深处某生产队。又没想到正赶上传达中央×号文件，方圆百里的山民被聚在一起，主持人一见本人身着军装，不问情由即宣布：“请县武装部下来的老张同志讲讲战备问题。”当即令我头大如斗，但面对山民期盼的眼光和热烈掌声，实在不忍也无暇更正，只得硬着头皮上台，凭借军校学生之素养及平日对于时事的关心，现场发挥，旁征博引，居然也讲得头头是道，安渡难关。

　　参加工作以后，所遇“险情”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在兵工厂任技术员时，子弟学校于中考前总复习阶段，因数学老师突然离岗，被临危受命给毕业班代课。面对学生不知何处寻来的各类难题怪题，知其在掂量吾之深浅；虽文革中已荒废学业多年，但拜周先生当年“棒喝”所赐，终能沉着应战，一一化解，幸而未堕师名。又如在新疆经委任工程师时，一次因故到其他会议上蹭饭，却被误作是“张总工程师”而被邀讲话，我直待掌声响起时方醒悟与会同仁中惟吾姓张，走上讲台时看到会标方晓知当日所开为何会，故虽无须“七步成诗”却必须十步成稿。结果虽非本人主管业务却也旁观者清，是日发言竟获与会记者高度关注，被追着接受采访。再如任质量处长时，却忽被抓差去现场处理下岗工人上街“闹事”之突发事件，面对群情激昂、满腹冤屈的工人兄弟，凭着一腔真情，数句实话，加上对下岗分流政策的个人理解，居然毫发无损，涉险过关，还差点儿被工人们请回家吃饭。诸如此类，一生阅事多矣，似乎还真没有被难倒过，真应了那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老话，但此临危不乱的镇定之心，最初却是滥觞于周长生先生之“当头棒喝”。

　　由此反思今日之“素质教育”，据说还要区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未免搞得太复杂了吧？按时下流行的分法，数学能力应属“智商”，应变能力似属“情商”，理应分别训练，各行其道。但本人应变能力的提高，却实实在在得益于周先生的数学课训练。本人当年成绩一般，想必周先生不会记得吾之姓名；但我却永远记得周长生先生，记得先生的“棒喝”。我想只要周先生这样的“先生”多了，“后生”们的素质自会提高，无论“智力因素”还是“非智力因素”，因天下之理都是相通的。一家之言，不足为训，敬待有识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