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金秋复旦，百年华诞。百年复旦，育人万千。我们谨向这所中国百年名校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敬意。

　　一叶可以知秋，大学可以知大国。大国之大，不只是指地理疆域之广，人口数量之巨，更在于人民的精神生命力之蓬勃，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之强盛。当我们把“大”视为一种伟大的力量(greatpower)时，便会发现，在过往的千年世界里，大学、大国可谓息息相关。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丁学良先生的研究发现，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即成为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亦兴起于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后，英国很快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国；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和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萌发时，德国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美国世纪”接踵而至……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亚洲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乃是中国迈进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没有大学，不会有大国。担任过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黑格尔曾言：“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同样，没有复旦等一批著名大学的存在，中国的现代教育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举凡享有盛誉的大学，都不是一般的“职业养成所”，而是培育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思想独立、情操高尚的人才的知识圣地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将个人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英语中，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universus的含义是“普遍”、“整个”、“宇宙”，它具有一种不局限于某一科目、地域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蔡元培先生一直坚持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认为“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事关国家的隆盛”。

　　大学经由“育人”而事关“国家的隆盛”，这样的事例无论中外都不胜枚举。1806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惨败。在举国上下的检讨反省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提出“要以精神力量弥补躯体的损失”。1809年，普鲁士内政部增设文化教育司，并将正在罗马任普鲁士外交代表的威廉·冯·洪堡召回国内担任该司司长，筹建柏林大学，“现代大学之母”由此诞生。

　　1905年创立的复旦大学，则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这样概括其纲领及宗旨：“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在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今天读来让人动容的是，在《复旦公学章程》中，既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提出“除备斋本国历史、舆地、数学诸科，须用汉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以为正法”；同时也充满了浓厚的爱国襟怀，“本公学徽章，拟用金制黄玫瑰，以明黄人爱国之义。”在1925年由刘大白先生作词、丰子恺先生作曲的复旦校歌中，同样贯穿了大学意识与国家责任的结合，一方面，“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精髓；另一面，“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弘扬的是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

　　复旦百年，也是一个国家的百年，一个民族的百年。在下一个百年，如果中国要成为“头脑的大国”而不是“躯干的大国”，“文明的大国”而不只是“人口的大国”，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更优秀的大学。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自由的学术空气和高尚的精神追求，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我们乐见一个更开放、更符合世界知名大学通则、更能吸纳全球知识和思想精华的复旦，自我超越，永不停歇。

　　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追求光华灿烂的境界，这就是我们对下一个复旦百年的期盼，对中国在21世纪涌现出世界级大学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