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讨论北大传统的文章言论甚多。我当时想，讲北大传统是自由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有一点不容否认的，就是北大的传统里始终有着京师大学堂的影子。有了这个背景，北大的精神传统就体现出当时的国家意志。“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由民主精神正是体现了由皇权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型时代的国家意志的两端。

　　再说清华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一开始就有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模子。有着西方势力背景的学校，国家意志不易渗透，所以具有非官方主流色彩。人文学者厕身于其中，能够比较独立地培养起学术价值规范，这可以用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似乎都不是“五四”新文化的主流派，而后来清华大学的学术领袖们，也都以稳健学风为标记这一事实可为其佐证。

　　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复旦大学的传统，就不难找到它的特点。我以为，这种特点可以用“草根精神”一词表出之。

　　复旦在创立之初就是植根于民间的，并且是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的新型民办大学。

　　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是马相伯先生为支持抗议教会势力控制震旦学院教育的学生而创立，也就是说，它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反对教会对教育的控制，二是坚持民间办学，走的是通过民间集资、华侨资助，不靠官府权力、也不靠西方势力的独立自主的办学道路。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是近代应该重视的教育家，而他的伟大就在于始终靠民间集资的能力创办了复旦这座人文精神浓厚的大学。过去华侨资助办学的并不少，但所办的大多是技术性职业性学校，为家乡子弟谋一条求生存的道路；上海这座经济型的现代城市里，技术培训和职业学校是其重要的教育特色，但像复旦那样使人文传统在民间薪尽火传，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良好的民间工作岗位上承传学术精神，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值得另眼相看的。在这意义上，李登辉之功不在黄炎培、陶行知、陈嘉庚等民间教育大家之下。梁大鹏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好：“他不像一般主持大学教育行政的人，长于较量，精于盈亏，周旋酬酢，应付人事，只要学校能够安定下来，便算功德圆满；李校长显然也不像另一派的大学校长，以社会领导自居，对于校政仅作政策上的决定，平时绝不过问细节，遇事涉及基本原则却很认真，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我们的李校长似乎是属于上述两派之间的人物。”这话颇值得玩味。大凡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有务实精神和经营头脑，但李登辉校长可贵的是他还有知识分子崇高的人文关怀和一身凛然的正气。这就是他不同于蔡元培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不同于一般学界的行政人员的地方。

　　因为复旦大学有着私立大学的传统，所以与庙堂的关系比较疏远，而与民间动荡的革命思潮却息息相关。复旦精神中的草根气息于此亦扑面而来。

　　复旦建立于清末，与从事反清斗争的地下政治力量有着密切关系，革命元老于佑任就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五四”学生运动兴起后，从“五四”到“六三”工人运动爆发的一段时期里，运动中心逐渐南下，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促使“五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民间思潮汹涌推动政治的典型例子。上海当时有三所较为著名的大学：南洋公学是公立大学，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风更加保守；而复旦大学是私立学校，革命之风容易盛行，所以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策源地。许多学生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不得不转入复旦，如后来曾当校长的章益就是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圣约翰大学开除而转入复旦大学的。在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复旦学生也是风起云涌。这自然有许多原因，但李登辉校长和章益等一批骨干教师的支持定是极为重要的力量。李登辉校长当然不会自觉去反对政府，但在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的制约下，他在庙堂与学堂之间，显示出现代大学校长中极为难得的崇高本色。这在国立学校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五四”学潮中有良知的蔡先生只能以辞职的方式来支持学生。李校长保护学生的精神榜样曾影响过几代复旦的校长，章益是李校长言传身教的学生，在极其险恶的年代里曾设法保护学生而任劳任怨；陈望道先生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拳拳之心，弥足珍贵。

　　“草根精神”在复旦学人对学术的献身态度和对学术传统的承传自觉中也充分显示出来。

　　在复旦的教授中，自诩为大师或以大师自居的似乎很少，但在平凡的治学和为人中却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本色。章培恒老师在《我跟随蒋先生读书》一文中回忆蒋天枢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仰时说了两件事：一件是蒋先生在一九五三年“独来南海吊残秋”时就接受了陈先生所嘱托的传播其学术著作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以后蒋先生编辑、整理、校勘的《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出版社送来千元稿酬，蒋先生没有接受，理由是学生给老师整理文稿不应拿钱；还有一件是，蒋先生所写的陈寅恪研究论著，包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均是陈述事实，不作发挥，更没有借此炫耀自己。我以前读过章老师另外一篇文章，还讲了关于蒋先生的其他一些事，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六十年代，蒋先生应约校点《诗会通义》，有意让章老师合作(当时章老师是蒋先生的助手)，书出版后，蒋先生用校点费让章老师购买一套学习古籍必备的大型丛书。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很微不足道，但真要这样本色地做了，这样的对待老师和对待学生，在现在的环境下却是很不容易的。教育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对老师是否真诚地出于敬仰和爱戴，全力维护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成果；对学生无论其贤愚，是否尽力帮助其走学术的道路，使学术得以弘扬传播。这是为人师表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上的学术承传的主要体现。章老师所举蒋先生的几件事，都涉及到点滴的经济琐事，但其意义却是远大而且重要。从章老师的文章里，我所感受到的不仅是蒋先生个人的高风亮节，而且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师道的教育。

　　草根精神可以说是复旦精神的突出特点。正是这种虽平凡、质朴但却坚韧的精神传统，推动者复旦人在百年的艰辛开拓中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虽然草是最软弱最贱卑的东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绝不鲜艳夺目，但草之根却是最坚韧最易于生长的，象征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草根精神在人文精神居于显著地位的时代里也许并不受重视，但是一旦人文精神在“政罗教网”中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时，这种草根精神就变得重要了，有时甚至可以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的精神支柱。

　　(节选自陈思和、龚向群主编《走近复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1］一书陈思和文《序：走近复旦》。略有删改调整。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