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

　　朱永新教授的文集出版在即，他要我写一篇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我对教育也很关注，又不时地发表点看法吧，或者因为他和我都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等民进前辈的后来人──我们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出于对他学术成就的敬佩，也出于对年轻学者的喜爱和对教育的兴趣，便答应了，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这样也好，以一个时时关心业内情况的外行人眼光说说对这套文集和作者的看法，或许能更冷静些，更客观些。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人人可得而道之。因为教育问题太复杂，中国的教育问题尤甚。且不说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微弱实力在办着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单是中国处于转型期，城乡、东西部间严重的不平衡和几个时代思想观念的相互摩擦、激荡，就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了。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对教育发表评论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时常议论。这样就给有关教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也许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要紧：一个是教育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更不能只论教育的某一部分而不顾及其他，以区别于人们日常的谈论；另一个是教育学如何走出狭小的教育理论界圈子，让更多的人理解、评论、实践，也在更大范围内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能为群众所接受，以免专家和社会难以搭界。朱永新教授的这套文集，恰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欣慰。

　　在这套文集中，他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野，考察、思索中国的教育问题；他的论述几乎遍及受教育者所经历的整个教育过程；大到教育的理念、原则，小到课程的改革、课外的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系统调查、认真实验，随时提升到理论层面；与教育学密切关联的心理学，需要和在研究中国教育同时开展的对国外教育的认识和分析，也是他涉及的范围。

　　朱永新教授并不是一位“纯”学者，虽然教育理论研究永远是他进行多头工作时在脑子里盘旋的核心。他集教师、官员和研究者三种角色于一身，随着孩子的降生，他又多了一个家长的身份。这就使他不可能只观察研究教育体系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必须做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的研究。我见过他极度疲劳时的状况，心里曾经想过，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还是他“命”当如此，不得不然？其实，这正是给他提供了他人很难得到的绝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时时转换角色，就需要时时转换思维的角度和方法，宏观与微观自然而然地结合，积以时日，于是造就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只有理性的驱动，而没有基于对事物深刻认识所生发出来的极大热情，换言之，没有最博大的挚爱，是难以创造性地把事情做得出色的。朱永新教授对教育进行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身，有那三种角色和一种身份，自然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心，是不可见的，但贯穿在他所有工作、表现在他所有论著中的鲜明爱心，则是最好的证明。

　　他说“教育是一首诗”。他把文集第十卷命名为《诗意与理性》。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教育，表达他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热爱

　　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

　　有一颗母亲的心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未来

　　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

　　有一条破浪的船

　　如果是纯理性的，没有充沛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怎么能迸发出诗的情思？但他不是浪漫派。他本来已经够忙的了，却又率先自费开通了教育在线网站，成了四面八方奋斗在教育改革前沿的众多网民的朋友。每天，当他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家后，还要逐篇浏览网站上的帖子和来信，并且要一一回应。这是自找苦吃。但他认为，这是“诗性伴理想同行”，是“享受与幸福”。他工作生活在被颂为“人间天堂”的苏州，那里早巳普及了十二年教育，现在正朝着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前进，但这位主持全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却心系西部，为如何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苦苦思索，不断地呼吁……他何以能够长期如此？我想，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伟大的爱。

　　情与理的无缝衔接，正是和把从事教育工作及理论研究单纯当做职业的最大区别，而且是成功的要素。

　　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通过不同渠道，接受了不同程度和内容的教育的结果。就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则是保障发展、壮大的基础性工程。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教育又是极其复杂庞大的体系，需要大批教育理论专家、管理专家。身在其中者固然自得其乐，但是，在局外人看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是枯燥的、艰难的，有过多的教育学著作也确实强化了人的这种感觉；管理工作给人的印象则是繁杂的、细碎的。这种感觉和印象往往是理论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广大的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和旁观者)隔膜的原因之一。社会需要集理论研究和管理于一身，而且能把自己对教育的挚爱传达给社会的学者，与人们一起共享徜徉在教育海洋里的愉快和幸福；但是，现在这样的著作和学者太少了。是我们对像教育理论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学问”误解了，以为只有用特定的行业语言，包括成堆成堆的术语和需要读者反复琢磨才能弄清楚的句子才是学术？还是善于用最明了的语言表达复杂事物的人还不多？抑或是教育理论的确深奥难测，必须用“超越”社会习惯的语言才能说得清楚？而我是坚信真理总是十分朴实、十分简单这样一个道理的。真正的“大家”应该有能力把深刻的思考、复杂的规律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历史上不乏其例。

　　朱永新教授，作为一名年轻的教育理论家，正在朝这一目标努力着，而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在某一种风格已经弥漫于社会，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渗透到潜意识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风格出现，开始总是要被视为“异类”(我姑且不用“异端”一词)。我不知道朱永新教授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倒是极为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即使被认为“这不是论文”也不为所动，因为学术生命的强弱最后是要由人民来判断，而不是仅仅由小小的学术圈子认定的。我还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连续地吹下去。

　　教育，和一切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事物一样，都要敏感地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贴人民的需求，依时而变，因地制宜。朱永新教授的文集主要收录了他从踏入教育学领域直至2003年的论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过程。“战斗正未有穷期”。在从基本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二十年里，还有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涌现，需要解决，因而需要不停顿地观察、思考、研究。我们的教育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长，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也许就将在这一时期内形成。朱永新教授正富于春秋，“永新”自当永远常新，一定会抓住这百年难逢的机遇，深化、拓展自己的研究，为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理论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再写出更多更好的篇章。

　　我们期待着。

　　兹忝为序。

　　2003年12月1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