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圣诞节休假，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最重要的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不远万里从美国西雅图飞到寒冷的北京与中国大学生待在一起。理由很简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所高校的学生通过电子邮件邀请他来演讲。

　　李开复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始于1990年，那时他受联合国邀请来华演讲两周。他到了很多高校，每次演讲结束时，满屋子的学生都不愿离去。他们不停地抛出问题，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被微软这样的世界顶级公司认可的人才。“一定要帮帮他们。”李开复说，自己被大学生渴望成才的热情感动了。之后，只要学生们给他写信，或者邀请他做演讲，他能做的，都会不遗余力。

　　2000年，李开复结束在中国的任职回微软总部做全球副总裁。他突然萌发冲动，在网上给中国大学生写了《我的人才观》及《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不久，两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和中国高校中广为流传。其中提到，坚守诚信和正直的原则、生活在群体之中、做一个主动的人、挑战自我、直截了当地沟通等做人的道理，看似浅显，却被不少大学生列为座右铭。“我最近又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二封信》”。李开复说，“第一封信谈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这一封谈的是领导者的重要品质。”大家都认为，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领导的智商很重要，但实际上，情商的重要性超过了智商。

　　听李开复的演讲，会让你忘了他是全球最著名软件公司的副总裁。他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和理解让人吃惊。

　　他不仅给中国学生写信，还给中国分管教育的领导写信，力陈自己的观点，“……中国若想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国外。而若想有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同时，他还列举了中国学校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

　　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情商很低

　　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研究机构调查了188个公司，测试了每个公司的高级主管的智商和情商，并将每位主管的测试结果和该主管在工作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领导者来说，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智商略逊的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情商指数，也一样能成功。

　　情商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我十分认同“要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情商，要善于与人交流，富有自觉心和同理心。比如，自觉心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素质、潜能、特长、缺陷、经验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社会工作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而同理心，就是将心比心。

　　情商不是靠背书、考试能学到的。在中国传统背考模式的影响下，情商的培养受到了长期的忽视甚至忽略。

　　应试心态造成了不少中国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追求好成绩当做唯一人生目标，没时间交朋友，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情商很低的人。

　　那怎么办？

　　首先，评估自己情商的缺欠在哪儿。情商其实更多是别人如何看你、社会或市场对你认不认同。在美国公司有一种360度意见调查，每个员工都要得到上司、下属、合作者等各方面的评估，最后得到的若干份评估应该是一个别人眼中真实的你。评估是匿名的，往往能获得真诚的意见。

　　虽然在学校里没有类似的调查，但学生们仍然可以多听听老师、家长、同学的意见，挑选合适的目标来培养自己的情商。如果人际关系太差，可以定一个目标，每一个月交一个新朋友；如果自控能力不好或脾气太坏，可以请朋友在自己要发脾气时用约定的“密码”来提醒自己平静下来。

　　在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常常会要求学生近期给自己划定一个进步的目标。我的女儿是个害羞的孩子，我就和老师商量把克服害羞定为女儿进步的目标，要求女儿每天必须举手提问一次。一段时间以后，把举手提问改成一堂课一次，再后来，一堂课举几次手。最后女儿上课举手提问已经成了习惯，面对很多人说话不再觉得难为情。在中国，情商的培养可能会遇到障碍。中美教育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应该承认并吸收美国好的教育理念，基础教育是前提，大学教育是关键。

　　在美国，女儿拿回来的作业，几乎每次都是和两三个同学合作，做不好都挨批评，荣辱与共，孩子间有很强的合作意识。

　　在中国，要是大家共同完成一份作业，老师会鼓励吗？家长如果要求老师不要把孩子的成绩排名贴在墙上，只说明学生大概的学习状况就行，老师能接受吗？如果学生提出，我想成为最好的我自己，而不是批量生产的没有个性的自己，家长和老师愿意吗？

　　我在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里也谈到一些情商的要素，比如坦诚，与别人分享你的想法。可这些建议却受到挑战。有大学生写信给我说，“你让我们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可有的人在听了我的好主意后却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还有的说，“我们老师说了，和别人分享就等于慷慨地让人占便宜。我们到底听谁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才！

　　并不是说你显现出一定能力就不可一世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才！

　　比如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很多年前，在Windows还不存在时，他去请一位软件高手加盟微软，那位高手一直不予理睬。最后禁不住比尔·盖茨的“死缠烂打”同意见上一面，但一见面，就劈头盖脸讥笑说：“我从没见过比微软做得更烂的操作系统。”

　　比尔·盖茨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诚恳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才请您加盟。”那位高手愣住了。盖茨的谦虚把高手拉进了微软的阵营，这位高手成为了Windows的负责人，终于开发出了世界最普遍的操作系统。

　　中国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们正在创业。我希望青年创业者应该读读《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该书提出，一个从优秀跨入卓越的公司都有一位“第五级领袖”。

　　第五级领袖的特征是谦虚、勇敢、执著。他们不自我膨胀、不吹嘘自己、不霸占大权，而总是以公司为重，放权给能干的人。史蒂夫·鲍尔默，微软的CEO，是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几年前的鲍尔默就像个果断的老板，凡事喜欢一手抓，而且，总是在最前台鼓舞士气。做了CEO后，他放权给公司七大部门的负责人，不再做每件大事的最后决定人，而更支持7个部门负责人的成长。他不再做一个最有煽动力的啦啦队员，而是一个幕后的教练。他把自己对竞争对手的研究转换成对人才的研究。

　　鲍尔默的行为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对任何要求回答‘我做不到’之前，我总会想到鲍尔默可以做到，我为什么不试试？他这个榜样帮助了我的成长。” 需要培养“大师”级的眼光

　　中国学生的求知欲让我感动。但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滞后，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知识。有些学生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

　　在给领导的信里，我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创新和终身学习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为学生所仰慕。

　　中国一些大学教授的薪资，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使中国师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更上不来。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那位得到青睐被雇用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制度淘汰掉。唯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自己出类拔萃，才能成为副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待遇，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提升师资水平，师资上升使学生崇拜老师，学生的崇拜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继续提高。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导师罗杰·瑞迪对我的帮助。罗杰·瑞迪是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委员会信息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图灵奖”获得者。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像力。

　　在计算机语音识别的研究过程中，我对导师主张的方法产生了怀疑，打算采用其他的方法试试。于是有了分歧。

　　罗杰·瑞迪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正是导师的这个态度，影响了我终身。

　　我按自己的路子走了下去，罗杰·瑞迪一如既往地给我提供最好的机器和最新的资料。我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到80%，罗杰·瑞迪也兴奋地说，你该去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李开复的成果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怎样培养出更多“大师”而不是“匠”，应该是21世纪中国的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我希望新一代中国大学生更加具有全球化的“大师”级眼光！

　　(编辑：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