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根红

　　时间的流逝比我的青春还仓促，转眼间，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了一年了。确实是呆，比呆头鹅还呆。这一年里，我一直都在问自己，你是谁，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只是摇头。我曾极力地想把自己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却始终都找不到我与这所大学的连接点。就像一场强扭的婚姻，虽然表面上是一家人，却没有什么感情。也许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这所学校；也许，我只是一个穷酸的行者，不小心路过这个城市的这个学校，当夕阳落下时，人们已经一批批散尽，而我的脚却仍没有离开。

　　如果当初一切顺利，我现在就快要毕业了。可是不是。我只能跟着下一届学生参加一次流动的假面舞会。我知道，第一名不能说明什么，不管是机遇还是努力。我从来不认为，我就应该比别人更有资格进入这个学校，我就应该是公费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偏要打着第一名的旗帜比我先入学，把我挤在一旁。当我找到学校的负责人据理力争时，他们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只是甩给我一句话：他是本校毕业的。你要是想上就明年来，不想上就赶紧说，后面的人还多着呢。我当场噎住。也许现在我还感激他们，终于让我跨进了这个校园。虽然这所大学是拒绝我的，但我还是要挣扎着，为自己的所谓理想而默默前行。

　　原本以为，过去的一切终将过去，眼前的风景会给我无限的生机。可是，我又错了。开学后，我又一次为这个学校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选择而痛苦。偌大的一个新闻学院，数百名学生，却只有几个授课老师，而且都是半路出家的半僧半俗之人。他们没有专业背景，更没有从业经验。就这样的一些老师，还身兼数职，对所有的课程一网打尽，每个人要带上五六门课程。他们都是全能的复合型人才，研究方向包罗万象——媒介经营、传播学、广告学、新闻理论，集众多宠爱于一身。

　　没多久，班上人员就迅速分化为两派。一派是本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称做本土歌手；一派是像我这样的外校考进来的，称为“外来务工人员”。本土歌手自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处处逢源时时受命，鞍前马后地为领导和老师效力。从入学开始，他们就着手跟着老师们参加一些科研项目，或报刊审读，或同媒体联谊。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是享受不到此种待遇的，冷冷地被晾在一边，于是只好胡乱地找些书看。书也是自己买的，老师也不给我们开书目，图书馆更是徒有虚名，连最基本的书籍和刊物都没有。

　　刚来时，我还去上过几次课，后来就彻底不去了。老师的课堂，是别人的天地。即便是讨论课，我们也是插不进话的，而且老师也不会去认真听我们的话。有时去请教老师一些问题，他们也总是爱理不理的。问得多了，老师还会对你说些讽刺和蔑视的话。这样几次，我们也就不再自取其辱了。

　　分导师时，院里还像模像样地开了个会，让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好像很公开很公平似的。我没有去参加。我料想，我是不在他们选择之列的。在这里，我只是一粒弃子，无论放在棋盘的哪一个位置，都是多余的。会议结束后，院里将结果公布，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自然就是分给了矮子中的矮子。由于我们对这个名单的强烈不满，院里答应说再作调整。于是，确定导师这件事情，就一拖再拖地拖了一年，至今仍然没有最终解决。确切地说，没有最终解决的只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员，本土歌手是早就名花有主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导师是谁。随他去吧，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跟谁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肯收留我。

　　我没有把这所大学当成过我的学校，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学校的学生。每次坐火车回家时，如果有人问我在哪个大学上学，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是打工的。当然，这个学校更没有把我当成他们学生中的一员。这一年里，我只是觉得，我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学校里，读着自己的书。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