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新一届政府调整社会公平政策的一个亮点。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意见》；今年3月又出台规定，从今秋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北京市及很多省市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但这一对进城农民来说的“好事”，真正办起来还不太“好办”。

　　媒体已公布了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就读的程序：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对符合就读条件的来京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开具标注“农民子女”字样的“在京借读证明”；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应持“在京借读证明”，非小学一年级借读学生还应出具原就读学校开具的学习证明，到暂住地附近的公办小学、初中或经批准的民办学校联系就读。

　　依据这些程序，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免掉借读费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过五关、斩六将”。办理这些繁琐的手续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农民来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钱财。如果遭遇“衙门”作风，还可能会受到各种冷落和刁难。如果哪一个环节不顺，就意味着孩子上不了学。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一些部门工作是“损人不利己”，妨碍了社会致富。我感觉北京市出台的这一对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前置审批要求也有“损人不利己”的嫌疑。提供这些证明文件与孩子享受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如果没有这些证明文件让农民工孩子上了公立学校又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社会效果呢？如果我是一个流浪的乞丐，没有固定住所和劳动合同，我想让我的孩子受义务教育，那政府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需要户口所在地政府出具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这也是纯粹增加农民成本的手续，既然我在北京谋生，向北京市纳税，为何只能在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下才能带孩子来京上学呢？我为何不能自由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户籍藩篱思维在作怪吗？需要出具在京务工就业证明也是人为对农民工子女上学设障，因为在京农民工靠打零工、捡破烂、在小企业工作为生的不在少数，让他们拿出就业证明和劳动合同，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政府还去对农民工子女上学进行前置审批，让那些弱势群体为了那些并不能给社会增加净福利的证明文件去耗费时间和钱财，的确有违时代潮流，其效果也只能是妨碍社会致富。所以现在，是应对这些使“好事”不“好办”的繁文缛节进行彻底清理的时候了。（刘选国 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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