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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所有颜色

　　去张晶晶家之前，记者特意到商店去给她挑了个书包。红色的，一般女孩都会喜欢的颜色。

　　张晶晶12岁，爸爸在外打工时因事故身亡，辍过一年学，所以今年才升四年级。如今妈妈在外打工，她和年近90的奶奶一起住。接过红色书包，晶晶一句话说得冷冰冰：“我讨厌所有颜色。”

　　晶晶算是懂事的孩子，去年家里没钱给她缴书杂费，奶奶偷偷把来年的谷种卖了，晶晶知道后不愿意再去学校；晶晶也算聪明的孩子，一学期的课比别人少上一个多月，语数两门主课的期末成绩还是85和96分，中等偏上。

　　可这样一个聪明女孩却是大家眼里的“问题女孩”：冷眼对待所有同学、偶尔偷东西、被村里的“小混混”骚扰……在她字迹端正的日记本上，记者看到页边混乱涂鸦的句子：我的痛苦比天高，我的仇恨比海深；我不需要朋友；我讨厌笑……

　　“将来会不会又是一个马加爵？”一个学生家长担心地对记者说。

　　“孤僻、极端，这样的小孩在留守儿童中不少”，张军告诉记者，成立“关留委”的初衷，就是因为这群孩子。林梓小学的“关留委”由学校主要领导挂帅，联合当地派出所、妇联、各个村委会的一把手，阵容堪称强大。很快，针对晶晶的特殊监护一系列展开：学杂费全免；妇联主任认了干女儿，时不时上门看看；派出所警员干预，“小混混”从此不敢再上门。

　　8月底，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参与“关留委”联建，林梓小学校长李卫华说，从此多了一支“正规军”。

　　“如果每所学校都像林梓小学一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卢德平说，那么即便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至少可以缓解。

　　江海观潮

　　谁来负责？

　　晶晶说自己最喜欢画画，于是我临走时让她画张画。打开她的彩笔盒，24种颜色笔，除了黑色用了大半支，其余根本没拆过。晶晶拿起黑色笔，画了一个由黑色花枝拼成的巨大问号。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问号！似乎，晶晶在无意识中向我们发问：我的成长之痛，谁来负责？

　　也许，父母的责任最直接。南京师大、北京师大、华中师大的多项抽查显示，八成孩子渴望远方父母经常给自己打电话或写信。实际上，写信回家的父母比例不到5％，平均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的父母也不过一半。南师大、北师大调查组由此建议：远方父母能不能多打几个电话、多写几封信给自己的孩子？

　　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农村和城市学校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除了传授知识外，还应当在农村里营造对孩子成长有利的文化氛围，承担辐射文明的责任。这需要农村教师更多的付出。然而，在师资力量紧缺、工资不能正常发放、老师家访率普遍低于10％的农村，学校确是勉为其难。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与其说是教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正如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齐学红所认为的，7000万留守儿童，实际是“三农问题”的衍生物。除了已经提出的土地补偿、取消户籍等一系列措施外，重新定位农村教育也是当务之急。在农村，每个孩子从小就被灌输“鲤鱼跳龙门”的观念。这种与城市“精英教育”同出一辙的教育理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5％的孩子最终靠读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而95%的农村孩子，既无适合农村谋生手段的教育，也无基本文明素养的培养。

　　当留守儿童出现以后，农村教育的尴尬被放大了。孩子们不是缺少一张毕业文凭，而是缺乏如何在困难环境中自我调整的能力。这是恰恰是我们最应当给予他们的东西。(文/张斌)【我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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