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去了一次，寻找我在一个村庄生活过的痕迹。

　　我整理着旧物，发现小时候读过的书全部消失。母亲说，留着没用，送人了。剩下的书，有的被虫蛀了，有的受潮了，我一本本拿出来翻晒。村里70多岁的康叔来我家喝酒，瞪着眼睛打量我，竟然没有把那个从小跟他跑龙套的家伙认出来，转而问我爸：“这是你家老几啊，都这么大了？”我在村里转一圈回来，在路上又碰到他。他还是没有认出我来，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干吗跟他打招呼。我的愁绪来了，一个人站在路边，看着空旷的田野一点点将我推远。什么时候，我成了村庄里的陌生人？

　　村里的小孩子都不认识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真是首感伤的诗。有些人见面还影影绰绰记得我。

　　我曾是村庄里最刻苦最寒酸的一粒读书种子，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只有5元钱，自己带米。我是上学惟一不乘车的孩子，每天用两只脚板丈量从学校到家十几公里的土地。那是一条四季变化的长廊，沿途花开果落，我抬头仰望天空的变化。周末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躺在无人的草边看书，直到星光满天或者暴雨来临，才一个劲儿地狂奔。村里拉砖的车经过我身边时，就把我拉上去。这样我赶回家时，正好是村庄里温暖的灯光亮起的一刹那。开车的司机把我放下来时，常调侃说：“小子，有出息了，别忘了我吴老大！”

　　我曾一度是这个村庄有出息的代名词，读书郎的样板。家长教训贪玩的孩子时就把我拉出来。“看 x x x ……”大有生子当如此，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不知不觉中，我剥夺了多少孩子的快乐和选择。现在看来，我的出息还不如给村庄里打过一口井，修过一条路的人。我在村庄里一直沉默着，不敢多说话，小心谨慎，恭敬卑微，用心看守着我在一个村庄中的形象。我追求的目标一直游离于村庄之外，被村庄的人们所鼓励，但未必是他们所了解的。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也曾是一个多么平凡又固执的孩子。7岁时，我顶着一头野鸡窝似的长头发。村里的剃头匠来了，父亲骂我，打我，用钱贿赂我，我都不肯剃头，只为保留一点微风吹拂前额的感觉。我有一股子宁肯砍头、不肯剃头的犟劲儿，一个人躲到山里转悠，转到天黑回来，剃头匠早走了。我的倔强常让父母无可奈何而又特别恼火。有一次父亲逮了个机会，把我捆了起来，在地上铺了一地长刺的荆棘，任我在上面滚来滚去，鬼哭狼嚎；母亲有好几次把我赶出门去，拴上门。我一个人在黑夜的田野上来来回回地走，听空中的蝙蝠发出奇怪的叫声。我耷拉着眼皮回来时，门往往是虚掩着的，父母房间的灯已经熄灭。他们明天还要继续田里的劳动，一大家子，没有气力再来管我。

　　我的家曾是一个热闹的家，一个充满了妥协和斗争的战场。后来，哥出去了，已经三四年没回家，我到外地上学，待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也很少。每次回去，母亲都要帮我恢复遥远的记忆，让我想起那个任性而固执的孩子，就是我。

　　有一次，母亲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们多要的一个孩子！”我想大致是对的。母亲生我时，我上面已有六个哥哥姐姐，属于超生严打的对象。父亲曾想把我过继给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人，那么我的成长就会是另一条轨迹。母亲终究舍不得，把我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代价是计生队赶走了我家的一头猪，挑走了两担谷，搬走了一个祖传座式柜。那个柜子后来待在大队的药店里，我看见有100多个大小不同的抽屉，装着各种各样的药材。我家失去了这个柜子，每个人都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抽屉，还因为罚走的谷忍饥挨饿度过了整个冬天。

　　在这个村庄里，我仿佛一直是个多余的人，没有户口，没有田地——直到我14岁，村里的土地重新分配，我捞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之前的14年，我挤占父母兄姐的口粮，分享着一个村庄的阳光雨露。读书的时候，我还抢占了我兄弟求学的跑道，让他早早放下课本，离开了校园，为生计而奔波。很多人都纵容着我——一个淘气而幸运的孩子。

　　回村后，我多次爬上周围的山冈，从前后左右远近高低各个角度，打量我们的村庄。村里人都在地里忙碌着，只有我独自在山上闲逛猎景;他们早早学会了挑粪、插秧、除草等谋生的活计，只有我一个人躺在草地上看着天高云低，种种变幻的色彩；他们一生中想得最多的是结婚、孩子、吃饭的问题，那都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只有我偏偏想着精神幸福和安宁等抽象的东西；他们把大地的事情都背在肩上，我却把它轻轻卸在一边，想我一个人的事情去了。于是我离开了一群人的视野，被一个村庄慢慢遗忘。

　　我是他们随手撒下的一粒种子，被风一吹，种子落到地边上去了。对于地边上的作物，庄稼人知道它是往外长的，结出的果子也会被鸟儿衔到别处，因此不会把它留在心里。但仍不忘顺手给它浇上一瓢水、施上一次肥，任它长去。花开花落是造化，花落谁家是变化。

　　但不管怎么说，它的根曾扎在地里，吸收着一块地的水分和营养，蓬勃地生长起来。因此它的头永远低着，垂向大地。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是一种不确定的偶然，但我知道，不管到哪里，村庄都在我的心里。(文/陈全忠)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青少(Y-zone)频道 新浪教育
　　欢迎网友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