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改革等于“高收费”改革？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是各个高校以教育经费不足为由，加大收费额度；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认为，高等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过大，收费过高，导致家庭负担过重。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到底是高还是低？

　　黄卫华：收费高低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政府的角度看，学生只负担不超过25%的教育成本，不应该算高。但是如果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角度分析，我们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160元、2407元和1921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分别为10366元、7036元和7235元。按照一家三口人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只够交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可能就没有能力负担了。

　　如果从纵向角度看，我国收入分配是“纺锤型”结构，两头大，中间小：低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太大，高收入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

　　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一般说来，一个本科生毕业后拿到1000-2000元的工资就不错了。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本科生工资创新低月薪六百，和保姆一个价，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在目前的收益比较低。总而言之，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其家长来说，学费是太高了。从实际来说，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基本就是高等教育高收费改革。

　　新京报：高等教育收费为什么这么高？

　　黄卫华：有人认为，高等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原因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体制：地方政府袒护，教育部不直接负责学校财政，政令不通导致对教育收费的管理措施不严，行业腐败。但我认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永远不会有投入十分“充足”的时候，只有投入不足的程度的不同而已。对于第二种观点，管理监督能真正解决教育高收费的问题吗？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国家每年强调教育不要高收费乱收费，但是教育乱收费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可见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不是监督检查能够根本解决的。

　　新京报：您的观点呢？

　　黄卫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教育高收费缘于国家对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公权资本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层次，一些政府利用公共权力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隐性地、系统地剥夺某一个阶层的利益。第二层次，一些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本部门或者行政机关的利益。第三层次，一些教育行政机关、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领导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的利益。

　　新京报：当时推行收费制度改革，原因何在？

　　黄卫华：收费改革的动因之一，是政府无力负担所有的高等教育费用。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新京报：要求高等教育收费听证的呼声越来越高，您如何评价？

　　黄卫华：在现行体制内，我认为，即便在收取费用之前举行听证会，也很难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学生和家长不具备和学校谈判的能力。另外，现在高等教育的现状是僧多粥少，供小于求，也是客观现实。要解决高等教育收费的监督问题问题，还需要学者下工夫研究。

　　公平VS效率：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新京报：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能够在收费改革中兼顾吗？

　　黄卫华：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目标无所谓谁优先。当实践的发展，使效率目标比公平更加重要时，我们应该把效率目标放在首位。这就是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时，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开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公平目标的重要性高于效率目标。

　　新京报：国家、社会、家庭在教育费用分担上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黄卫华：谈到教育费用分担的责任，就不能不说教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有三个：培养一个人具有社会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提供主流的意识形态，培养人的劳动技能。高等教育也是这样的。

　　前两个方面应该是社会公共产品，后者是私人产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政府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对于公共产品方面的费用是政府必须要提供的。私人产品方面的费用应该由家庭负担。问题是这两方面的比重难以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新京报：高校特困生群体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困生的客观存在，使得高校学费收缴面临道德困扰。化解这种困境，政府、高校和社会应该怎么做？

　　黄卫华：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困难学生帮助的力度。俗话说“寒门出贵子”，穷人不能上大学是很大的问题。科举时代就有对穷人受教育的帮助办法。现在，由于收费太高，而政府绿色通道或者“奖、贷、助、补、减”政策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像希望工程那样，靠社会道德来解决问题显然不是办法。

　　新京报：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黄卫华：政府首先要通过财政提供充足的资金。其次，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制度、政策，主要是金融和信用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相关税费制度。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起来有困难，商业银行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融市场和个人信用制度不完善。

　　政府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二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学校内相当一部分劳务市场本来可以由学生来承担。但是如今养着一堆人，效率还很差。三是相关税费制度。有的国家社会捐助高等教育的数量很多。我看规定到底不一定是出于公德心，而是因为政府在相关税费政策上的引导。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让所有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上得起大学，圆他们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