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仿建的老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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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走出校门的人总是很容易怀旧，对于学校里的一切都无比怀念。

　　于是决定重回复旦逛逛，走过相辉堂前安静的大草坪，突然看见一座修缮一新的牌楼式建筑———听说，那是已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复旦江湾校址最早的校门，今年刚在复旦边门重建。从外面看，古色古香的横匾上写着四个笔力雄健的字：复旦大学；而走进学校再回望校门，里面的横匾则写着：敬业乐群。

　　此刻，穿梭于校门之下的多是些年轻的脸庞，让人不由想起很久以前的那段岁月：第一场新生舞会，脸红心跳却又装作满不在乎；汲着拖鞋拎着水瓶流连于中央海报栏，在层层叠叠的海报中寻寻觅觅；毕业前晚，喝酒、唱歌而后抱头痛哭……

　　百年间，代代学子的身影穿梭于这片宁静的校园里，除了“学友”之外，其中更有夫妻、父子、兄弟等相继求学此地的巧合。一家几代人相逢于同一校园，不由多了几分情趣与感怀。对于他们而言，复旦绝不仅仅只是一所学校，而早已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法割舍———这其中，爱人之间的复旦情，应该是一种缘分、一种默契；而全家人的复旦情，则更是一种积淀、一种传承。

　　无论复旦如何改变，“一家亲”的情感永远不变———

　　并肩去上课 那种感觉很温馨

　　采访/丁一犁

　　两个人的“一家亲”在复旦绝不鲜见，其中“横向关系”的是夫妻或者恋人，而“纵向关系”的当然是父辈以及他们的孩子。

　　校园总是个催生爱情的场所，无论办公室里四目相对的老师还是相辉堂后羞答答牵手的学生，都难以逃过丘比特的“恶作剧”———因为复旦，两人走到一起，然后将要一辈子在一起。

　　而至于两代人先后在复旦求学那就更多了，许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母头顶的复旦光环总是深深吸引着孩子。复旦这条路往往不是父母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出自从小就在心底种下的一个梦想———因为复旦，两代人拥有了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话题，并同样期待着将其继续传承下去。

　　■爸爸：晏海林，复旦大学80级中文系学生，现任复旦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我：晏莳，复旦大学03级生物技术系学生，现在读。

　　爸爸的复旦 地震先救烟丝

　　爸爸是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参加高考是工作6年之后，导致爸爸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怀着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憧憬，他接到了复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的大学生生活简单，却热情而淳朴，一门心思就扑在功课上。爸爸每年都能拿到50块钱的一等奖学金，还有每月23块5毛的助学金。每天吃完晚饭就到“理图”去排队抢自修的座位。有时候，一早过去放一本书占座位，晚点去占位本就被覆盖掉了。

　　那会儿食堂里的大排是1毛7一块，蔬菜只要两分钱。吃不起鸡腿，爸爸也欢喜鸡肋和鸡头，虽然骨头居多，好歹还是有点肉味的嘛。不像现在的我动不动就是肯德基。中文系每月还会发几张烟票。物质匮乏，没有零食，男生们能拿到几根香烟解馋。

　　最搞笑是1983年秋天，晚上10点多突然地震。当时爸爸寝室几个男生反应特快，一样钱财都不拿。爸爸他们独独抱牢山东同学从家里带过来的一袋烟丝，就往马路上冲。后来这地也没继续震下去，但寝室也不敢回。他们顶着月光沿着马路一直走，一直抽烟，感觉很洒脱。

　　当时7个人一间简陋寝室，同学日夜相伴，感情浓得化不开。一个上海同学的凤凰自行车被“资源共享”。中文系一有事情，就“凤凰”出动。班里会有一两对同学怀有朦胧情愫，女生会偶尔到男生寝室跳跳交谊舞。爸爸记得总支书记特可爱，看见男生女生走在一起，认真严肃地走上去教育人家。爸爸说，复旦里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躺在相辉堂前的草坪上聊天和发呆，看年轻的学子和白发的先生静静走过。我举双手赞成。

　　女儿的复旦 做一颗复旦卫星

　　由于爸爸的工作关系，我自打生下来就和复旦有着不解之缘。从复旦托儿所、复旦幼儿园、复旦二附中、兰生复旦中学，最终考进复旦。从记事起，我们家从复旦第一宿舍、十一宿舍、第四宿舍、第十宿舍，一直搬到现在离复旦几步路的小区里。我是复旦的一颗卫星，永远围着它打转转。我的人生，没有一件事情能和复旦脱得了干系。

　　我从小就是在复旦玩大，曦园和燕园几乎成了我的私家游乐园。那时候，最喜欢爬到燕园的假山顶上，坐在最高一块石头上傲视下方，幻想自己为某国国王。为争抢制高点的石头，我还和别的小孩打过架。

　　复旦在我的眼里就是这么美，所以高中时代格外卖力地读书，盼望自己能有一天堂堂正正过上校园生活。高三那年，一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背着书包去三教某个教室自修。在我眼里，周遭勤奋的大学生们都捧着高深的大学课本。我诚惶诚恐地掏出一本高三化学，现在想来还真可笑啊。自习到中午，拿爸爸的饭卡去食堂刷卡。怎么吃怎么觉得比家里的饭菜香哦。

　　我们的复旦 习惯了分头行动

　　考进复旦，新生报到的时候，爸妈根本没来送我。我自己骑车驮着脸盆衣服去报到。接新生的师哥师姐人手不够，我自告奋勇背着行李送同学进寝室。一路还轻车熟路地介绍校园掌故———这是物理楼，那是三教，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

　　大学里，我从来没有选过爸爸开的课，因为要避嫌。不过很多复旦的老师，几乎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大一上宪法概论课，课间休息，女老师突然盯着前排的我看了半天，说：“你是在复旦长大的吧？我看你眼熟。”

　　大家都把目光打成一束追光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特别惊讶地点头。老师回忆说，我小时候她还是复旦的研究生，还给过我糖吃呢。打那以后，我上熟识的老师的课都坚持一不翘课、二不睡觉的原则。要是老师们“告密”，老爸肯定脸上无光。

　　我和爸爸，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却习惯了分头行动，于是在茫茫校园里相遇的机会却像火星撞地球一样少。难得有一次，晚饭后，爸爸要给学生上课，我要去上选修课。两个人一路并肩骑着自行车穿过幽静的校园，直到图书馆才分道扬镳，奔不同教学楼而去。我对爸爸说，当了大学生，我们两个还没有一起进复旦呢。事后，爸爸说他当时的感觉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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