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所谓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走近复旦大师贾植芳，如同走近百年学府的师道光芒。

　　因为，师者风骨，文化风华，正是“旦复旦兮，日月光华”之精粹。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

　　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采访贾植芳教授，是在他安于复旦教师公寓的家中。窗外绿意葱茏，屋内书香萦绕，小恙后的他端坐于书房，体格清癯，风骨清峻。

　　因为身体的关系，医生不许他抽烟，只有一杯清茶仍在手，侃侃而谈的他神采也依旧：“解放前我是个以写作译书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解放后，实行每人分配一个岗位。我是左翼作家，把我安排到了复旦大学。”

　　那时三十多岁的进步作家贾植芳，人生转折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开始漫长的执教生涯。“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努力经营“教书育人”大事的贾植芳教授的家，吸引着学子们络绎地前来。你一声“贾教授”，他一句“贾教授”，常常惹出他意味深长的

　　“不卖假货”的他，严谨治学，认真对待每一次的传道授业。文革结束后他重返教席的一堂课，是去上海海关专科学校作“关于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的报告。学校学生百余人，围着他提问种种，他一一作答。为了这一课，他“找了几本有关英国文学方面的书参阅备课，在前两天还开了一个夜车到凌晨三点，才写好了讲演的提纲”。

　　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贾植芳教授让家人拿来点心，招待我们。“澳门朋友寄来的，多吃点。”老人一再地要我们品尝，自己捧着茶杯，笑微微的。仿佛，一次次学生登门时的慈祥与热忱。

　　出生于山西的贾植芳，有着北方人的豪放与质朴，有着五四青年的热情与执著，更有为人师者的慷慨无私。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学生都爱找他求学问学，到他家里聊天、喝茶、吃饭、喝酒，乃至借钱。更慨然奉献着的，是学问之渊博和传道之虔诚。

　　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第一次听贾教授讲话，学生李辉说：你的话真难懂。毕业二十年后，李辉回忆道：“他关于现代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贯穿于这样一些闲谈中。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聊天式的熏陶。在我看来，甚至这是大学教育真正的魅力所在。”

　　有时连续下雨，使得大家不便串门。贾植芳耐不住这样的清静。于是，端着茶杯在客厅里来回走，还不时到门前听听有没有敲门声……

　　他用精神感染学生，桃李果然芬“芳”。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出了美学家施昌东、文学史家章培恒、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曾华鹏等。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陈思和，想起曾“坐在贾植芳先生那时所住的朝北小屋里，灯火幽暗，充满煤气味，我们聆听着他老人家侃侃而谈。我们正是从他那高亢急促的声调里，渐渐地步入现代文学的堂奥，开始了研究道路。复旦就是有这么一个好传统。”已身为人师的他，如今传承的就是曾经从师辈那里所获得的东西———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做人为文的品格，是诲人不倦的红烛精神。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

　　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的他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首度进班房，罪名是“危害民国”。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山东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

　　1937年，贾植芳回国，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他拒绝了仕途，选择了到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坚持，胡风是他的朋友。后被带进了看守所，他依然咬定“胡风是我的朋友”，坚不改口。为此，他遭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

　　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如今年已九旬的贾植芳老人，安静地在家里，读书看报，和学生交流。

　　坎坎坷坷的过去，享誉学界的声名，在他看来都是“云淡风轻”。他所求着，就是最质朴、最本真的道理：“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了复旦大学。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妻子任敏也回到了他的身边。嫁给贾植芳，任敏是嫁给了自己所倾慕的才华和人品，也是嫁给了婚姻中的“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晚年时，这对半世飘零的老两口，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贾植芳治学育人，任敏操持家务，帮助整理资料，抄录手稿。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病情反反复复，医院甚至发出了病危通知。

　　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握老伴的手，大声叫着：“任敏啊，你要好起来！”

　　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了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老伴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采访结束时，贾植芳老人一笔一画地签上名字，赠送我们的，就是任敏女士纪念集《做知识分子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