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南天身是史

　　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若仍健在，今年该是一百六十六岁了。百年前，六十六岁的马相伯办了复旦公学，为今日复旦奠下百年之基。马相伯先生的一生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多灾多难之时，他积极奔走于国家民族之前途，为中华之崛起排忧纾难、毁家兴学而不遗余力。

　　马相伯先生于1840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十二岁时，他只身来到上海，就读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设立的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刻苦研读二十年，直至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三十七岁时，马相伯抱着一腔爱国热忱离开教会，为救国四处奔波，几经挫折后痛定思痛，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

　　1903年他把所有家财用来创办震旦学院，而对自己对家人却非常节俭，连他疼爱的孙女马玉章想问爷爷要两个毫子也不容易。

　　1905年耶稣教会强行夺取震旦学院，学生强烈抗议并集体退学。先生带病在召集离散学生的大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复校的主张。“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又暗含着“复兴中华”的深远意义。复旦从创立之初就体现出浓郁的爱国民主的风气。

　　“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勇赴国难，发表大量救国讲话，被举国尊为“爱国老人”。直到他弥留之际，对孙女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我死之后，你快回去参加抗日，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正在苦难之中。”

　　正其义不谋其利

　　自从上海医科大学并入复旦，共同组成复旦大学医学院，颜福庆作为中国医学界的名宿、上医大创校的校长，就与复旦创校校长马相伯成为新复旦的共同创始人。他们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

　　1905年，他来到耶鲁，随后的四年(1906-1909 )，颜福庆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清苦的日子。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10年，颜福庆结束耶鲁生活，到了湖南长沙，开始他人生中第一所、也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医学院的创办。

　　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第四中山大学，在校长张乃燕和上海一批名医的力邀下，由颜福庆出面组建医学院。

　　1937年4月，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学院两座标志性的中西合璧大楼在枫林桥落成。至此，国立上海医学院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拥有了管理良好的实验室和设备，以及供临床教学使用的附属医院。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这是当年颜福庆请黄炎培为医学院撰写的校歌。

　　1970年，颜福庆在他自己创办的中山医院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在中国医务界没有一个人像颜福庆那样，对中国医学现代化过程有如此深刻的影响力，也没有一个人像颜福庆那样，不计名、不计利地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正谊明道”是他为上海医学院确立的校训，“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对自己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培养出26位大学校长

　　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从1906年到1936年，李先生在复旦任教整整三十年，之后又一直担任复旦校董。他奠基复旦，桃李天下，至今为无数复旦人所深深感怀。

　　北洋时期，登辉先生想为当时设在“李公祠”的复旦寻找新的校址。他为迁址一事前后奔波，于1918年下南洋募捐，筹得银元15万元，在江湾陆续购地70余亩，并于1920年举行奠基典礼，即为现在复旦大学之校址。在购置江湾土地和建设新校舍时，李先生经常往返于徐家汇和江湾之间。当时上海市区与江湾之间尚未开筑公路，李先生为勘察复旦新校址，只得坐淞沪铁路到江湾镇，然后再坐手推独轮车，行半小时许才能到达现场。

　　在1913年任校长之前，登辉先生一直担任着总教习一职。他对学生相当关心，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几乎都了如指掌。除了和学生同桌吃饭外，他还坚持去学生宿舍查夜。

　　有一回晚上十点熄灯后，登辉先生查夜时发现黄季陆(后四川大学校长)仍在秉烛夜读，于是用不甚熟练的中文劝他：“你应当把你的身体放到床上了！”引为一时笑谈，几十年过去了，仍为当年的老校友们津津乐道。

　　登辉先生对学生之严是出了名的，尤其在学业上更是要求严格。登辉先生在复旦讲课都用英文，采用双语教学，课本也用的是原著，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英文水平。当时复旦校园内处处可见英语的踪影，除课堂外，校长出的布告，学生拿的毕业文凭，学生在体育场上用的运动术语，甚至学生偶尔发生争吵时所操语言，都使用英语。

　　终其一生，登辉先生与复旦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在孩子夭折、妻子早逝后，他把对家人的爱全部转移到他的学生身上，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

　　从1906年到1936年，登辉先生共在复旦执教三十年，培育的学生数不胜数，其中仅大学校长就有二十六位，他们分别任职于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把《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

　　陈望道先生，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还是一位在复旦工作半个多世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复旦的老校长。

　　陈望道担任校长的年代，正是复旦崛起的时代。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8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到复旦，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要把这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到一起，如果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来振臂一呼、凝聚人心，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到的。

　　陈望道正是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复旦各项工作走上轨道，规章制度也订起来了，各路大军融合到一起。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发展，复旦成为国内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

　　陈望道不是一般管理层面上的校长，而是一位长期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好学力行的教育家。

　　他也是一位修辞学家，是中国语文改革的旗手。他在1932年所著的《修辞学发凡》，开创了中国现代修辞学，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刘大白语)。

　　他又是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推动者——复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之一。从1942年起，他担任复旦新闻系系主任达八年之久，奠定了复旦新闻系的发展基础，使之后来成为我国历史最久、最有影响的新闻系。

　　陈望道先生是一位个性执著而又倔强的人物。一生追求理想，矢志不渝，正直不阿。他资望很高，却不事张扬。望道先生于1977年10月29日逝世，但先生的精神、思想、道德、风范和学识，永远留在了复旦人的心中。

　　为学应须毕生力

　　苏步青教授作为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从事微积分、计算几何的研究和教学七十余载，学风严谨，硕果累累；作为具有崇高师德的杰出教育家，他提倡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深受人们的尊敬。

　　“为学应须毕生力”是苏老勉励青年刻苦学习的一句诗，也是他治学的真实写照。

　　1902年9月，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初中时就迷上了数学，四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题。1920年，17岁的苏步青赴日

　　学业有成的苏步青，谢绝了亲友和导师的挽留，于1931年4月毅然回国。

　　1952年，苏步青开始在复旦任教。1978年“文革”之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他更加忙于教学和科研，著述立说，教书育人。

　　在学术研究方面，苏老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派，是中国第一位研究“K展空间”的专家。

　　在教书育人方面，学成归国后的七十年来，苏老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无论生活和时世多么艰难，都从未动摇过。他总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自觉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并把它作为对四化建设的一种贡献。”

　　1998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以后，苏老将100万元港币的奖金全部捐出，作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和“复旦大学数学系(所)优秀师生奖”的基金。

　　2003年3月，苏老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他的弟子之一，复旦大学华轩极教授说：“苏老的过世是数学界的损失，他对数学研究领域，以及数学研究人才的培养都做过无数的贡献。”后人一致评价苏老为“我们心中的数学巨擘”。苏

　　终生行走在复旦

　　谢希德先生的一生是脚踏实地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她当年不顾一切地回国参加建设，之后又无怨无悔地和祖国同生死、共命运，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更是在教学、科研以及外交和领导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每当有人问起，对于回国的决定是否后悔，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在谢先生的格言里，也有这样的信念：“只有祖国强盛，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赢得地位，树立起伟大的形象。祖国的强盛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谢先生似乎永远在工作状态中，一件一件地完成，从不浪费时间，也不会喋喋不休地做无用的抱怨。就人生姿态而言，谢先生始终是积极进取、抬头向前看的。

　　谢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富有人格魅力的女性领导者，这种魅力不仅来源于她矢志不渝的人生信念和她一生靠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做出的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更来源于她对人、对事、对生活的极其真挚的朴实无华的平常心，来源于她德高望重又始终坦然拥有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谢先生曾说过：“我也是残疾人，只要诚实、努力，一样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谢先生从不讳言身体的残疾，但她也从不让因残疾而带来的困难阻碍自己，始终是坚韧而坚强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敢，即便面对死亡，同样如此。

　　谢先生一生的路都走在大学校园，其中四十八年是在复旦校园，她对每一位来自复旦的师生，都寄予了殷殷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