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蒋方舟的文字你也许读过也许没有读过，但是蒋方舟这个名字，似乎一直以来都在撞击着你的耳膜。1989年出生，7岁开始写作，从9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以来，已有《正在发育》、《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等数部长篇小说面市。而在那些厚厚的书页背后，她依然是个孩子。在这里，蒋方舟将向你一一讲述作为“孩子”的少女们的众多“欲望”。那些“欲望”，在你年少的时候一定也曾经有过。

　　文/蒋方舟

　　星期一的晨会上，校长正在宣布学校英文歌曲比赛的获奖名单：“优秀奖——《我要当你的女孩》《不要伤我的心》；三等奖——《过来宝贝》，《我需要你》；二等奖——《告诉我你爱我》《我是那惟一的女人吗》；一等奖——《宝贝再来一次》……”读到后来，他自己变得很难为情，自动把口音转变为难以辨别的方言。其实，他也不必害羞，因为没有人脸红或痴痴地笑，我们穿着校服，站在湿漉漉而且草很少的草地上，带着宿醉的表情仰头看着校长，就当刚刚听到的只是一个不规则动词的变化形式。

　　这就是许多人梦寐中回到的“纯真少年时代”。没有人再用棉质小背心代替胸罩，没有人拿字典486页正面的全裸男人来吓女生。我们至少能对一项体育运动深刻评价，我们会说双关语和观察别人的表情，我们体贴地保护正在热恋中的情侣不让他们曝光。很多人把我们当做一个有趣的人类学现象，而我们也把彼此当成有趣的人类学现象。

　　忽然，站在我身后的人把头搁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得赶紧回头看，还好还好，不是男的，不是老师，也不是一个漂浮的没有身体的头。这只头没有难看到会侮辱我的美，而且这只头的主人学习成绩很好，所以我没有立刻把她的头抖掉。

　　头的主人是梅子安，年级前五名，脸上痘痘稍微有点多。小学时候努力学习了五年，初中的时候忽然尝到和男生打闹的乐趣，就骚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笔直地望着讲台上的校长，哀怨地对我说：“学校评‘十佳学生’你投我一票吧。”只有八十年代的学生才热衷于各种竞选。在我生活的这个年代，是没有人拜票的，同学都忙不迭地和荣誉和责任划清界限。

　　但梅子安对于想当“校园红人”整个想法一点儿都不难为情。她觉得，与其在学校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躲在被采访人后面说：“妈！我上电视啦！”还不如换一个更体面的方式在学校里声名鹊起。她没有意识到，当“校园明星”和以后当真正的明星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但我还是答应了她，她迅速地撤退，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那就说定了，投票方法详见校报《七色花》第六期第三版。”说完后，就把头偏到旁边的一个男生——体育委员那里。

　　站在体育委员后面的周煜，成绩中等且有下降的趋势，是我不常交谈的好朋友。她注视着体育委员的背影：高大、坚毅、凝重，觉得自己更暗恋他了，暗恋程度深得空前绝后，她甚至可以对他脖子上的肉堆积而成的一些褶子忽略不计。当她注视着体育委员衣服上的洞，希望透过这个洞能看到他的肉时，看到梅子安的手搭上体育委员的肩，示意他的头往她这边偏一偏。周煜很难过，她感觉到只有干那件她将要干的事情，才能暂时从疼痛中解脱出来。

　　下课的时候，她揣着一个矿泉水瓶子，快速地跑进女厕所，打开水龙头，在脸上扑了点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抚着胸口，大声激动地说：“天哪，真的没想到我得了最佳女演员，我甚至都没有准备演讲辞，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对我如此支持，我最后要感谢的是一直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有些人靠把头放在两腿之间深呼吸镇定，有些人靠死命地挠自己的头皮来镇定，周煜靠当“最佳女演员”来镇定。她的明星梦就是阿司匹林，是有镇痛效果的。准确地说，她并不是在做明星梦，而是在提前上演一件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她对自己能得“最佳女主角”这个事实坚信不移。一想到这儿，她对现实中种种委屈就有“算啦算啦，不要计较啦”的心情。

　　这时候，从周煜身后的隔间里走出来一个女生，她目不斜视地经过周煜，到她身边洗手，抖一抖，然后就走了。周煜明白了：在十分钟内，全校都会知道厕所里有一个想当明星想疯了的女生。她脑袋里不断回放的一句话是：“她的怪癖终于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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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青年文学·下半月版》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