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66届(初) 李之亮

　　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我今年刚好跨进这个年龄。其实惑不惑，只有自己感受最真切。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自己感到现在仍有许多的困惑，倒是从儿童到青年那段时光，很少有烦恼和忧伤，身边是友情和帮助，内心是热情与向往，可惜那段时光流逝得太快了。人就是这样一种怪物：少儿时总希望自己尽快地成熟长大，及至“成熟”了、长大了，却又留恋那永远不能再得的幼稚期。我十三岁时考进北大附中，虽然那时身高只有一米四多，但因为摆脱了“小学生”这个称呼，再加上北大附中是“好中学”(那时可能还没有“重点中学”这样的名称)，确实激动过一阵子。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梁庭兰先生。在同学们心目中，班主任一般是比较严厉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慈祥远远胜过了严厉。她大概不会生气，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顽皮和不恭恼怒过。虽然我们确确实实是一群孩子，但梁先生一向是尊重我们的，有件事我现在仍旧记忆如新。那是班里的一次例行选举。当时选班干部，都是由同学们自由提名，然后全班举手表决以定取舍。有一个职务叫图书委员，负责全班同学的书刊借阅工作。严格地讲，这本来算不得什么“干部”，但在这个职务的人选上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我当时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有人站起来提我的名，但当一位同学举手提名时，提的却是曾思南——我的同桌、一个喜爱看书的同学。我很不高兴，一阵冲动，竞站起来毛遂自荐。我知道思南同学很想担任图书委员。因为那样便可进入校图书馆，饱览馆中所藏，我也同样希望有这样一种便利，所以才这样做，想把这种便利据为已有。思南同学急了，也站起来自我保举。对于我们两个小孩子的争执，梁先生完全可以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定下一个，甚至她自己指定一个，也无可非议，但她没有这样处理，她对我们说：“我们班的学习空气很浓厚，大家都喜欢读书，所以我们班应该有两位图书委员。我建议曾思南和李之亮两个同学都担任我们的图书委员!”同学们众口一词，顺利通过了。这虽然是件极平常的小事，但现在想起来，却感到梁先生那样了解学生的心理，她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既保护了学生的热情，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巧妙地解决了矛盾，她当时肯定是用了一番心思的，正所谓因势利导。思南同学和我一直亲如兄弟，由于文革动乱，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现在何处。今年春节到北京，见到我旧日的历史教师关秋岚先生，得知梁先生已成古人，心中十分悲恸，我叙述上面一个小小的故事，就算是我对梁先生的悼念吧。

　　我的第二位班主任是教授几何学的常钟玮先生。常先生的课讲得格外精采，这是同学们一致的评价，但我对常先生一直怀念不已，还不仅仅因为这一点。从表面态度上看，她似乎比梁庭兰先生是要严厉一些，这更多的是性格上的差异，因为实际上。常先生的处事也十分公允、民主，很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培养。在教学工作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任课教师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自己所任课程的重要。这当然说不上有什么错，但学生们却自有各人的志趣。我这样讲并非鼓动学生放弃某些基础知识的学习，但学生自己的某些爱好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打消的，况且这种志趣爱好在他未来的工作中或许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键是师长要善于诱导，使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由于年少无知.读了几首古诗便跃跃欲试，也想诌几句，由于偏爱文史，数学成绩掉了下来。常先生很快了解到我的这些变化，让我把所写的“诗词”交给她。我很担心她会把我的心血付之一炬，但又不敢抗命，只得拱手奉上，我那时心境是沉重的——尽管还是个孩子。我记得当时常先生把这些“诗词”细细地翻了一遍，然后合上本子。我准备着挨批评，但常先生却说：“写得不错！你别以为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其实我也很喜爱古典文学。你这些诗词留给我做个纪念吧！另外我再请高中语文组的章熊老师给你专门辅导，这样你会进步更快!”我当时非常感动。同时也非常惭愧，常先生只字未提我的数学问题，但我却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暗示：各门功课都要用功。常先生言则必信，几天之后，章熊先生果然找到我，为我单独辅导，而且不只一次，我后来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一些成就，除了各位老师的辛勤培养，更直接得益章先生的点拨，而我能得到章先生的教导，又与常钟玮先生的无私帮助分不开。我的那些所谓“诗词”就留在常先生那里，这些年没有见到常先生，不知这些东西还在不在她手中。不过我想，文革的烈火大概早已把它们烧光了。

　　从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虽然流离辗转，备尝艰辛.但北大附中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徐秀桂先生、关秋岚先生、周洪键先生、张毓文先生以及其他各位为我传道解惑的老师们，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只是人到中年，百事攒集。如果能有一段空闲，我首先要拜望为我付出心血的导师们。我思念母校，思念旧日的老师和同学。

　　我祝愿我的母校蒸蒸日上，我也希望和老师、同学们共同神游那已经逝去的中学时代。(作者工作单位：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