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78届 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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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结束了在北大附小“戴帽”初中一年级的学习，升入北大附中初中二年级。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喜欢读书人的黄金年代。家庭作业平均每天一小时左右，上课时只要基本集中精力，期中和期末略加复习，就可以大致保证成绩全优。除此之外，学生们既可以读书；也可以凑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或是参加一两种社会活动。我当时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舞蹈组，每周训练、排演十小时以上；同时还和其他同学一起下棋、打球；却从未感到会耽误学习。有时忘记做家庭作业，只要能和“课代表”通融一下，晚交一两节课，就可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甚至当堂补上，而不致惹老师动怒。

　　承蒙陈育林老师、元以勤老师的辛勤指导，特别是承蒙董世奎老师在数学基本功方面的严格训练，我有幸参加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和全国八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并取得了名次，这无疑使我省却了那时已经开始流行的高考热，却也使我只在短短的三年后就又离开了难忘的北大附中。

　　二

　　离开中学：已经十几年了，回想起来，在北大附中宣传队度过的时光，对我帮助启发极大。

　　由于宣传队时常外出演出，假期还组织集训，使我不仅可以比我高一、二年级的赵大鸣、王松、金键等宣传队友那里接触到一些同龄人不曾谈论的话题和知识，也使我有机会了解学校外的社会。例如七五年夏天，宣传队组织去河北某地“学军”，使我亲身经历了中学生难得经历的一个月军队生活；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又有机会到北京一些灾情较重的地区进行“慰问演出”。

　　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常常有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愿望。今天的专家们认为这种愿望不仅无害，而且还是青年努力向上、发挥个人创造性的动力。做学习“尖子”固然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可能，但这既不可能适应所有人(否则就说不上什么“尖子”)，何况学习“尖子”做长了也会乏味。而宣传队，正和各类运动队和其他课余活动一样，可以给每个人提供“与众不同”的机会，培养学生独树一帜的能力。记得七六年“五一”前，我离开班级参加宣传队短期集训，这不仅免去我至今都仍十分反感的“拉练”远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尽管当时几乎所有我的好朋友都反对我参加宣传队的活动，我始终认为，在北大附中宣传队的几年，学习、宣传和课余娱乐兼顾，培养了各方面综合协调能力。

　　感谢北大附中为我打好了这样的基础，今天我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我妻子克丽斯汀)，在从事正式职业的同时，还能负责一个自己的软件服务公司，并任一个海外华人期刊《莱茵通信》的主编。

　　三

　　在文革时期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然使我远远看到“五”和“七”两个数码凑到一起就会不寒而栗。然而，学校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例如，既然社会上“全民经商”，今天的学生也必须得到商业基础教育，这包括经商的基本知识，但同时也可以包括识别伪劣商品的能力、基础商业道德或办大商业的远见卓识等。今天的社会，还要求人们具有更强的社交能力、语言能力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无疑应该能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但千里之行，毕竟始于足下，学校首先也要培养人们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

　　比较国外教育体系，(如德国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施行“多轨制”，可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必由之路。一方面可以减轻教师、家长特别是学生肩上的压力，也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培养各方面更为适合的人才。

　　记得董世奎老师曾不得不与学生“大打出手”，以维持课堂纪律；同时也记得中学时曾不得不死记硬背一些天晓得有什么用的八股。可以想象，当时不少我的(包括与董老师对打的那位)同学，也同我恨那些八股一样痛恨永远用不到的欧基里德和毕达格拉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切合学生个人实际需要的教学，才可能解决愿意教与不愿意学的矛盾。

　　说到“愿意教”，又想起“粉碎‘四人帮”’后常常提起的“欲罢不忍、欲教不能”八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轻视教师，就是轻视教育。不要教育，就是不要未来。时常听到从事教育的亲友形容每况愈下的待遇，“希望工程”也更展示了中国广大地区教育的严重困境。这不能不使每个关心社会未来的人都充满忧虑。而我能在北大附中这样一个无论从师资、校园还是其它设施、配置方面都属得天独厚的学校度过中学三年，真是幸运极了。(作者工作单位：德国计算机软件开发兼华人期刊《莱茵通信》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