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67届 梅绍静

　　“北大附中，四面透风”。那时母校还没有围墙，校园几乎和庄稼地连成一气，上着课，偶尔就能听见窗下有孩子在这样喊叫。可能是小孩的顺口溜闹的，学校不久就组织我们自己修围墙。那么阔的一座学子城，墙够忙—气的，何况我们造墙的还都是军训身体不合格而被留在学校的，墙分段分组，也一天天有了样子，还好，“大脖儿”不多。刚一进校，就是劳动，在大钟寺背高梁秆。北大附中和周围生产队好象也是连成一气的。记得我们告别时，生产小队长致词不是“天天向上”，而是“祝同学们步步高升”。大家拉长嘴角也不敢笑。其时，我们还没真正和农民一样。

　　那会儿的母校看晚霞很方便，开阔地嘛。校门前有一个大水坑，夏有钓鱼者，竟能不在乎垃圾蚊子，稳坐钓鱼台，他是我们一个女生的父亲，星期天可有闲情逸致了，我们趴在教室窗台上看，觉得真好玩。冬天有同学去那里滑冰。开春后虽然操场没什么青草，透风的铁棚墙外却是一片葱黄小绿。春风吹过的时候，北大附中的同学肯定是最早领略的厂。

　　现在还是回到砌墙的时候，留校“抹稀泥”的高三女生最多。有一位同学叫“蕾莎莉”，是新西兰籍的。可能是我们一起砌过了墙，她每和我见面都很高兴。“绍京”，她就这么叫。食堂里有一架钢琴，竟象雷莎莉的琴房似的，只有她一个学生去那里弹琴。她们比中国女生开朗，特别是雷莎莉，头发剪得象卓娅，布鞋、的卡便服。我们班也有一位日本学生。他们都是对中国的朴素和奋斗印象很好的外国学生。最有意思是看大师傅给王子送饭了。十人一桌的食堂门外，过去一位特别整洁的大师傅将食盒高举过顶，“扬长而去”，中国学生觉得受别人那样的侍候，多别扭呵。这位王子好象过去的女人，大门不见出，二门不见迈。是一个隐身的学生。另一位英国学生每当雷莎莉问他“早上好”，他那苍白的脸、细高的绅士身材，就会和他的声音一样说“不”。他真冷漠。决忘不掉的是一名日本男生，他球踢得好，赛跑也是第一，象箭一样飞。他的强悍，真让中国人担心。他说中国语言最好学，眸子里满是不依不饶的认真和自信。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和我们班那位德地一样，代表日本来和中国做生意？

　　高一(1)班喜欢文的同学很不少。这样，就有了在其它学校没有的刺激。可能再也没有家务活了，爱文的女生便背诗诵词的，传阅厚厚的李白、杜甫诗集。到了暑寒假，更是一两本书解不了渴了。最喜欢的就是同学“切磋”，彼此羡慕“修养”了。我其实是在北大附中开始被伟大的文学感动的。我也说不出来到底看了多少课外书，反正如今还是感谢那会儿的积蓄。语文老师还把他不轻易借的诗词借给学生，还有能填词的同学呢，作品拿出来，叫我好不惊讶。诗虽不是行行凌空腾飞，却把一个美丽的梦留在了我的心里。

　　要想门门课都“拿摩温”，还要思想“进步”，还要“一帮一”……不是一件易事，能如此，只有最“拔尖”的几个人。他们一出现，威信亦相随而来，我只有引颈而后再敦促自己的“熏陶”。高三同学的范文写香山红叶，今天还记得。总之是母校从不乏激励。可能是因为这，以后经受多少的“失意”，也从不颓废。模子在母校就刻好了嘛。

　　“文革”之前，记忆都是这种激励，后来，怎么说呢，苦涩的一幕也揭开了。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出来了，高考取消，“造反歌”，“联动”……我希望别人来回忆这一段学子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们班的小兰同学不再理我了，我们原来一起走回家，省下钱买散文集。她是我开学第一天在胡同口认识的“同班”。所有出身好的同学都变得象那个英国学生一样冷漠。我终于明白了，是看见我们的教室门口墙上新贴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真是一个中国愚人节。我是那样佩服我们班的革干子女，不少同学同学数年，我还不知其父官高几品。他们曾经那么谦虚朴实，心胸开朗。不过，后来再见小兰时我还是没把这些话对她说，我想，她什么都能理解。国家乱，是先从我们班乱起的。

　　一天天传来某人自杀、某教师换斗，再亲眼看见在我们眼中老革命的女校长敲一个脸盆，脖子上拴一条细铁丝，挂重重的黑帮牌，在地上爬，不爬就打和踢，小小的心就惊惧交加，不知自己能否下手，不，我不能，因为浑身上下都得脱胎换骨。下乡，也是“负薪挂角”地看书，书成了最好的安慰。母校和平的朝暮也成了最好的回忆。可惜它是那么短暂，教师亦永远不能再以满分之饵钓出我们的精透灵气。真的，再没有我们这一批“沧桑初识”的老学生更怀旧的了。人在最幸福的时候，往往觉察不到，等到走遍万水千山回头一看，还是那个不曾自贵的时候最可爱。

　　是的，如今某种品质和灵性，某种错误和挫折，正都是过去少年时代的放大而已。

　　报考北大附中高中部前，我翻着那厚厚的校名目录，看得眼花缭乱。正在万般无奈，忽地看见了北大一附中、二附中各以文理科偏重，于是毅然决然填上了第一志愿。那可真是灵感，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吧。报到那一天，走出锣鼓巷，真好象听见了锣鼓，心真象花一样，空中都是香气。这是有生以来实现的第一志愿呵！考女十一中时，我根本就不敢想志愿，我那刚刚从重庆到北京的小学水平，能考上一个中游中学就不错了。人要是不能有志愿，又不敢去实现志愿，你想，那种生活一定会把人逼疯吧？在后来上山下乡的十年中，那种可怕我也体会过了。两相比较，人生第一次实现志愿尤其值得一书。

　　那是1964年，我们国家克服自然灾害不久。回想初中三年，我的求知欲就象我哥的食欲一样，处在半饥半饱状态。每次妈妈从笼屉上端出我们兄妹三个大小不一的蒸饭钵，毛哥的大眼就瞪得象两盏灯。没等我和小妹吃完，他早已半带可怜半带命令地咂着嘴，于是我就会忍不住把自己的拨些给他。可是学习上他是“天马行空”，一会就做完了作业，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死读书”这个词。我多么希望在学习上，象他那样轻松自如，我是多么嫉妒他的聪明!我宁肯少吃一些，也要有“战略”眼光，用克制自己食欲的办法，求得他更多耐心，指点我做那一道道难题。

　　我管毛哥叫“马”，他爱画马，脸长也象，最聪明又最骄傲，活象我和小妹的“酋长”，和我同年，他报了清华附中，可是没考上。在我最“得意”的那两天，他在自己的铅笔盒里放上了这样一张字条：“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原来，我的北大附中已把我在毛哥眼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我还是一个有着“虚心”优点的人呵！

　　告别了大马和小妹，告别了整个城内学校的氛围，去到中关村旁的学校区，真新鲜。当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快走到胡同口时，我看见右边的一扇大黑门打开了，走出一个个子很高的女生，她梳着一条大辫子，长得象农村姑娘那么结实，手里也拎着铺盖卷。我们一起等车的时候，她忍不住问我：“你是上学校报到吧？”“是呵。”“哪个学校？”“北大附中。”我挺自豪。“我也是！”她一笑，眼里闪出点小亮来。我们互相介绍，她叫李小兰，竟和我同是高一(1)班的同学！

　　后来许多次一同回家返校，我去她家才知道，她父亲是有小汽车的，可是我们总一起用“11号车”，正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小兰的质朴可爱足可见一斑。她家有锅炉，当然还有浴室，除了这些有点特殊，她家只有马列书，别无他物。真的，她父亲住那么大一个房间，既是书房又是办公室，还是卧室。她父亲睡在象教室讲台的屋子一头，高高地露出白罩单来。台下是大书桌大书架，马列马列，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要是四周再安上大镜子，准是上好的练功房。她的母亲很安详和善。小兰在文革开始后才和我疏远。她穿得十分朴素，在这方面，我们俩都一样，我还经常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旧裤，或打补钉的罩衫，可我们觉得自己还挺美的，只要我们用纯洁的眸子看人，笑的时候露出我们的天真。我常常回忆文革和中学时代看见一个穿蓝褂子却十分漂亮的少女那稚气的羡慕来，真正的美丽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那窈窕的身材、清如泉眼的目光、变幻的表情，都带着一种今天看来那么稀有的自然的美。小兰的美是别一种的，农村姑娘的健康美。她的身材丰满结实，一举一动都好象脚底下有一个生机盎然的圈子。星期六我们一起回家，那是多么远的路!每月我只有一元零花钱，直到最后一年，爸爸才把一元加到两元、这就是说，那一月我只能回一次家，再买一串糖葫芦。小兰在前半个艰苦的中学时代一直是和我“同甘共苦”。她也喜欢冰心、巴金的散文，我们用脚板功换来的成果是书。那时一本诗集也只有几角钱。我记得买过的当代诗人作品有《放声歌唱》、《重返杨柳村》、《飞向蓝天》、《白兰花》、《雷锋之歌》。散文集有《五月鹃》、《风帆》、《刘白羽散文选》等。我的小腿粗壮，可能就是和我一直在爬山走路有关。小兰还建议写笔记，我写得颇认真，好象是攒下的一笔精神财富。

　　“文革”中中断的友谊，在我屡屡发些小诗小记以后又接续起来。我们一起去参加过同学父亲的葬礼，连我学打“四通”，也是找小兰请的“老师”。

　　我们高一(1)班的“贵胄”可不少，就拿我的入团联系入之一陈小莉来说吧。为了去换 《契可夫选集》中的几本，我第一次去她家，门口站着的卫士还把我吓了……‘跳。我从来没听她对我说过她的父亲，更使我获益的是书橱，那里的经典太多了。全套的《契可夫选集》、《莎士比亚戏剧集》……俄罗斯文学名著她几乎都读了。她最喜欢屠格涅夫，于是我也利用星期天，猛读《狄康卡近乡夜话》，她给我介绍涅克拉索夫，我就从她那取《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1987年秋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在皇村参观时，就站在普希金住过的小房间里我想起了母校抄写他的诗那全部激动人心的岁月，回忆起从小莉那里获得的最伟大文学的熏陶…从皇村可以望见叶卡捷琳娜的夏宫金顶，当年书中的那摄我心魄的美人再次出现，我感激母校，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学。在小莉那里，我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和《母亲》，我的思想在这些名著的影响下不能说不“进步”，我在母校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我自己决定的第二个志愿。宣誓那天，我流了眼泪，心中滚过无数英烈掀起的波涛，真的，那种庄严依然留在我心底，永不会消逝。

　　小莉喜欢我性格中的倔强和纯真，就象我也欣赏她“含而不露”一样，在读过那么多人 类最高文化的代表作之后，还会把愚行当真理，那不是太年轻还能作什么解释呢?文革后，所有同学的天地实际上都缩小了，敌意、猜疑、蔑视，整个社会开始变得浑浊不堪，浊流把我们都卷进了漩涡。“最现实”的生活开始，几乎每个人都有了番影响终生的经历。

　　我想提提我们的另一批同学，是怎样渡过最难熬的“狗崽子”岁月的。总坐我后边的石玉珠的父亲，是在自己造的“自杀机”上自杀的。父亲瞒着她这样死去，她都不敢红肿着眼睛，她从此就老了，一脸阴晦，永远不散。而我成了几个受追捕的同学羡慕的人，她们偶尔随我回家，看我“躲进小楼”便说“都快不接地气了！”其实她们有所不知，由于我带红卫兵把父母最心爱的唱片给砸了，一直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双亲至今仍不能释然。哪个家 象个林黛玉。谁去劝也不顶事，后来反正知道她“多愁善感”，哭就哭吧。其时她已不能回家，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手里连一元钱也没有，还没插队便开始了“食为天”的生活。这些，也许都算不得什么大事，可在那样的精神崩溃中，她没有去跳楼，还真是奇迹呢。

　　至于教师，就更难堪了。排着长队，手握苕帚，衣着褴褛，几乎快到胼手骶足的地步。尊严，在哪呢？整个学校，所有的名著，都在一片火光的映衬之下。但是我还是忘不了初次听《造反歌》的激动，革命、全世界三分之二，这些都和我们的红卫兵连在一起。当我得知那么多歌都是我校同学自己作的，还有一种自豪油然而生，尤其在北大五四广场，看彭小蒙即席讲演，对她的口才使劲鼓掌，这些，似乎又和上头发生的事有些矛盾，是的，我同情石玉珠、李洪玲、“林黛玉”，我也佩服彭小蒙(她的才华人人赞叹)，那时我看她就象看卢森堡似的，当然我说的是文革初期。

　　以后，“飞鸟各投林”，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我们班最后只乘下六个同学，他们终于没有去甘肃插队，全部留在了北京，还有在城建公司当泥瓦匠的，小兰就是其中之一。沈礼芬教师、王广咸教师都曾是我们的语文教师。特别是王教师，他铿锵的山东口音一念起李清照的词来，比所有的播音员给人的印象都深。他喜欢古诗词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班的好多同学。多奇怪的教法呵，就凭着他自己那真正的对文学的热爱和高水平的鉴赏能力，他把每一首词都处理得赏心悦目。我在高二时就读完了全部李清照词，这不能不归功于王教师善于“引而不发”。他在台上挥臂，抑扬顿挫，拿粉笔去写板书，姿态是那么潇洒，仿佛躲在他喉咙里的那首词就是他自己写出来的。王教师对他家乡的女词人倾注了最饱满的感情，无疑对所有爱好文学的女生都是一种暗中的提拔和鼓励。感谢你呵，王教师！

　　我们的班主任陈刚白教师已是满头银发，想不到他今天看起来却更加年轻.白发说明岁月如水，也象征着一种高贵。我多么想把每一位教师的面影留在我的纸上，我多么想把过去不敢说出的类似初恋的感情也留在这里，生活是美好的，无论怎样。有那么多值得珍贵的不必去碰，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又才开始，我现在只想再为自己立一个“志愿”，这是我的第三个和母校有关的志愿，但愿今后我能不断写出母校教师、校友看的诗文，无论今后是否再次陷入孤独和冷漠，都不让它有私毫伤损，也许这也是一种“滴水之恩”的报答方式吧。(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石油画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