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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