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但他们在高校中涉及自身权益的各种场合，却基本上被等同于未成年人。对他们的任何处罚，同学们都几乎没有抗争和申辩的权利。

　　这里，我不是指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越来越不吃香。而是指在校大学生在维护他们的权益上原本弱势，现在越发弱势。这一趋势的另一面，则是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尽管今天的大学生们也许穿名牌、打的士，平日里比多数青年教师还洋，但一旦与校方这个阴阳二气发生纠纷和争端，却基本上处于一种任凭处置的境地。

　　高校在某些方面是社会的先锋。但另一些方面却显然非常迟钝。比如这几年社会上高涨的民间维权、民权意识，在接近高校几百米的距离就几乎进不去了。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但他们在高校中涉及自身权益的各种场合，却基本上被等同于未成年人。对他们的任何处罚，同学们都几乎没有抗争和申辩的权利。

　　去年，中山大学举行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的价格听证会。今年初，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举行了全国首次关于处罚自考作弊者的听证会。但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一所高校，在内部处罚和在招生、考试、学位、学费、教材、公寓等环节与学生发生纠纷时设有基本的听证程序，或任何容许学生公开申辩的机会(几年前没得到博士学位的刘燕文绕开高校体制，提起诉北京大学的行政诉讼，轰动一时但昙花一现)。

　　这种情况与我们的高校和整个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区有关，即教育者身份的无限膨胀。

　　大学生在学问和智识上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被教育的对象，而学校正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教育者。但大学生这种知识上的残缺却被错误地引申为人格上、法律上的残缺，他们在课堂上的受教育地位，也被轻易地延伸为课堂外的受管制地位。而学校则从教育者摇身变成一个全能的牧羊人。

　　当这个牧羊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金钱利益的牵制时，大学生们就越容易沦为权益上的无辜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