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桩事，可以坐实我对大学生权益弱势的担忧。一是媒体广泛报道的北大法学院“招博事件”。许纪霖先生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文章，从博士招生制度的侧面给了朱苏力院长和北大法学院一方过多的同情理解。但我的看法有二，其一，制度改革的合理性不能拿来解释甘怀德的不被录取。我对招博制度的宏大叙事不感兴趣，这一事件中我个人的视角只看得见甘怀德的个人权益；其二，我并非认为甘怀德的权益就一定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损害。但大学生的可悲在哪里呢？在于一旦他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来自朱先生和院方的损害，在高校体制内部，他却连一个说话的机会都不可能得到。他惟一的机会就是上网。

　　相对于第二桩事，“阿甘”事件能被媒体看中至少是幸运的。因为之前几个月，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的法律硕士们也上网了。他们指责法大违约，在招生简章中以“法大原海淀校区的研究生院”为诱饵，却在入学后借口宿舍紧张，把他们安置在本科生的昌平校区学习。一位学生以“寒冰宫宫主”的笔名连续发文提出质疑，他把这一事件称为中国政法大学的“3·23”维权运动，并和同学们一道准备提出诉讼。这对一个毕业前程被人捏在手中的在校生来说，真是异常大胆。但大学生的可悲，在于学校应对学生的手段和效率，甚至远远高于政府应对公民。这使学法律的年轻人开始绝望，维权行动也就至今没有下文。

　　但相对我要说的第三桩事，那些在昌平的政法大学学生仍然是幸运的。在四川大学位于成都郊外的新校区，校方把校区封锁起来，命令所有大学生从周一至周五未经批准不得踏出校门半步。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保护学生安全和借口外面的食物不干净为虚，垄断后勤和学生消费则是实。21世纪的高校管理采用这种手段，令人气恼，也令人汗颜。因为这所学校正是我的母校。半年来，该校已发生几起因为管制而要求退学、转校的例子，甚至强行出校的学生也已数次和保安发生暴力冲突(尚未有人员伤亡)。

　　大学生的弱势地位，还不在权益易受侵犯，更在受侵犯后难以申辩。一些认识我的学生说，王老师，这不是公然地违宪吗？我们找媒体媒体不报道找法院法院不受理，找学校学校不理睬，找父母说管得好，免得你不好好学习。我说，没毕业的公民就像没端上桌的菜，随便人家切。我呢，能且只能为你们仗义执言。(文/王怡)

　　(编辑：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