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项调查是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进行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是今年春季开学以后20天开始的。当时我们通过和我们有比较密切联系的学校进行的。最开始向20个学校发放了调查表，结果有14个学校很快就给我们反馈回来了。

　　而这项调查的酝酿是在去年。去年7月中旬，我看到《北京晚报》上刊登一篇文章，说是陕西榆林地区的考生景艳梅高考结束后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她的父亲不但不高兴，反而自杀了。景艳梅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上大学呢?如果我不上大学，我的父亲就不会死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拿着报纸整整哭了两个小时。

　　还有湖南一个叫秦经燕的女孩，她个子很小，为了上北大，她经历了太多的艰辛，终于在去年实现了她的夙愿。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思潮涌动久久不能平息。

　　壳牌公司对这项调查也有贡献，他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告诉我们，应当关注一下特困女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生活和学习实在太艰难了”。

　　由于我们开展新长城项目的关系，我们和很多高校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确定要做这个调查以后，就找到这些高校，向他们表达了我们的意思，并送去调查表，他们都很配合。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还收到了800多名学生提交的特困补助申请。

　　问：调查开始以后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李：调查开始以后，尤其是我们在回收调查表、做综合分析期间，整个新长城项目部乃至整个基金会的人员都感到很沉重，基金会的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夜以继日地整理材料，做分类统计，很快就把这项工作做完了。

　　在所有的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特困大学生的情况，我们项目部的筹资主力霍庆川先生还亲自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三所学校去和特困女大学生座谈，倾听她们的心声。

　　问：调查结束后，有什么结果和新发现呢?

　　李：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高校特困女大学生的比例高达20%，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或者是城市因企业效益不好下岗或工薪少的职工家庭，父母无固定职业，家庭无固定收入，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加上家庭子女多，造成他们在校期间支付学杂费或最低生活费方面发生困难，在学校生活消费水平低，生活困难，承受各种社会、思想、生活、学习的压力，社交活动少，业余时间只能用来勤工俭学，以此尽量解决学习生活所需，不敢奢求社交、形象建设等，虽然如此，她们仍对未来抱以希望。

　　造成女大学生特困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四方面的原因。家庭的客观经济条件差，学校收费制度实施，社会就业的沉重压力，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竞争的激烈，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人生观和个人自身的素质都是特困生存在的影响因素。

　　我们还发现，我国高校对于特困生资助有许多，主要来自校内学杂费贷款、校内学杂费减免、校内临时困难补助、国家助学贷款和社会各种企事业单位或各级政府的爱心资助。但是却鲜有高校对特困女大学生提供的特例资助政策。目前，特困女大学生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社会、家庭、生活和就业等多重压力，加上性别歧视，许多特困女大学生学业难以为继。她们更需要来自全社会各界对她们的关注和扶持，给予她们应享有的权利和关怀。

　　问：有何预期呢?

　　李：我们有一个预期，就是我们的特困女大学生也应当是时尚的、美丽的、健康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查，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士加入到帮助特困女大学生的行列中来，培养更多内在美和外在美相统一的时尚女孩。(作者/黎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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