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兴旺

　　江涛的朋友说：他不是不想找工作，他是害怕被炒鱿鱼。

　　心理学家说：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智商很高，但他存在人际关系障碍，对社会适应不良，说明他情商出现问题。

　　他特别在意“审查”别人的“学历”

　　2004年2月2日，记者来到北大才子的住处。

　　在没有正式采访“北大才子”前，记者首先找到“北大才子”的一位好朋友张先生，他告诉记者：“北大才子”名叫江涛，现年38岁，1982年从南宁三中考取了北京大学。当时和江涛同班同学的张先生弟弟考上了清华大学，两位“才子”曾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北大本科毕业后，江涛又考取了中国地质大学硕士研究生。江涛的户口现在仍在北京，但从1996年10月后，他一直在南宁“待业”，现一个人住着母亲的房子。

　　江涛身高一米七三左右，皮肤较白。他上身穿一件旧T恤，没有发现报纸上刊登的他那条屁股上破了个大洞的牛仔裤，但他确实趿着一双脏兮兮的拖鞋，与“北大才子”的书生身份极不相称。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江涛开口第一句话就“审查”记者学历，让记者感到意外。当他听说记者是一所普通高校毕业生后，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轻蔑。

　　在与江涛交谈中，他吐字清楚，思维敏捷，他时而评击时弊，时而高谈财富，时而阔论美国高科技产业。但记者发现，尽管江涛很“健谈”，但他的每个话题谈不到三分钟，就会突然跳到另一个话题。他的一个在场的高中同学提示他“别跑题”，江涛说：“你这人文化太低，不跟你谈。”

　　都是“失恋”惹的祸？

　　“我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与失恋有着直接关系。”在“北大才子”对自己的故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下，记者辗转找到他的哥哥江先生，他对记者谈了其弟十多年前所遭受的一场“感情重创”。

　　江涛研究生毕业后，加盟了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中美合资企业。十年寒窗的知识积累让江涛找到用武之地，性格开朗的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非凡才华与进取精神，深得公司高层赏识。不久，27岁的江涛便被破格提拔为该公司中层干部，这在当时成为令人羡慕的“高级白领”。但随后一场突袭而来的失恋将“北大才子”击倒。他两天不吃不喝，蒙头大睡。后来他给哥哥打电话说：“没想到，我一个研究生竟被一个黄毛丫头给甩了！”江涛听说，自己的心上人后来嫁给了一个没有文凭的男人，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从此，工作上生龙活虎的江涛变得郁郁寡欢，一蹶不振。结果只能是公司辞退了他。

　　哥哥后来给他联系了一家玻璃厂。“北大才子”听说这家企业只给他开出600元的工资，一口回绝了。哥哥看不惯弟弟的“心高气傲”，只好眼不见心不烦，再懒得管名牌大学的“才子弟弟”了。

　　情商出了问题？

　　江母从糖烟酒公司退休后，见身强力壮的儿子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心里非常焦急。母亲忍不住说他两句，江涛便对母亲大声呵斥。通过几年的“磨擦”，江母感觉儿子“不像正常人”，催他去看病。“你才有病呢！”江涛对母亲将自己当成“病人”非常愤怒，与母亲大吵大闹，“母子矛盾”进一步升级。

　　后来因忍受不了儿子的“怪异”，2002年底，60多岁的江母一气之下搬到养老院去住。她每月到单位领一次退休金，千叮万嘱熟人不要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儿子。“我已经受够了！”江母在接受采访时再三要求记者对其养老院住处“保密”。

　　为什么又是“北大才子”

　　“北大才子”南宁街头拾垃圾度日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对“江涛现象”关注的焦点是：江涛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心理)状态？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北大才子“走麦城”？他还能走出“心理低迷”吗？记者采访了教育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

　　“是情商出了问题，”武汉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江涛现象评论说：“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智商和情商两个方面。情商是指对社会的适应，人际关系的协调，情绪的控制、表达、宣泄、交流等。智商不等于情商，情商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人的创造力，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和精神障碍。”这位学者分析认为：“江涛智商到现在也许仍然不错，但不等于他心理素质过硬。生活的挫折让他产生了沮丧和自我怀疑。”

　　“是名校的牌子压垮了北大才子。”一位企业界人士认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时时刻刻紧紧地与名校招牌捆绑在一起，为名所累，不堪负重，直至把自己拖入死胡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梁慧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通过江涛个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命题”：我们的“名校就是硬通货”教育哲学思想是否应该作一些反省？在深刻变革和压力增大的现代社会，承受挫折与风险的心理素质教育是否应该提到与文凭同等的高度？否则，名校“才子”失魂落魄和发疯发癫的故事还会继续上演。

　　(摘自《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