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高危群体

　　社会压力已攒到了临界边缘，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精神变异事件，影视剧近几年频频涉足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心理危机波及普通大众，已无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热门话题。可以说，继农民、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的行列。

　　不久前，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压力日益增大，自杀行为不断发生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上的失衡就容易导致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的放弃。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高校教师普遍认为，越是名校，学生自杀的越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说：“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后对自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会想自己是全中国最棒的学校的学生，不能失败，要比同龄人出众，这样压力就会更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使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都有比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只是学校的摆设，很少有学生能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既是传统思维问题，认为进咨询中心的人都是神经病，又是现实经费问题，完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并没有在高校完全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有5位工作人员，他们除了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还要负责管理、宣传、财务等工作。由于经费和规模的限制，中心只能为本校的学生提供面对面的有限的心理咨询。即使这样，来这里咨询的学生也要提前预约。

　　“每年来这里咨询的约有1200人次，”聂老师说，“咨询是免费的，而经费就是每年学校拨给的几万块钱。”

　　但更多的学生对心理中心的作用表示怀疑，晓岚也找过心理医生，“好像没什么用，他们就是听你说，没有好办法，中国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

　　社会自杀干预门诊

　　很多人都有过心理危机，关键是能否在危机转化成心理疾病之前尽早解决，这需要一些可以依赖的人和机构。老师和学校是承担这一责任的不二人选。

　　然而，发生自杀事件的学校大多习惯于保持沉默，用一位老师的话说：“谁家出了这种伤心的事，也不愿意大肆宣传。”

　　5月23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张金金生前的宿舍楼，楼管员说:“我打电话到她们宿舍,我让她下来接你。” 管理员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死了一个星期。

　　针对程小龙的自杀调查，联合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北京市某领导曾经给学校打过电话，表示这样的调查数据报出来影响不好，学校领导于是找程小龙“进行了亲切交谈”。

　　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学校和政府管理部门沉默的太多，做事的太少，顾及名声的太多，考虑学生成长的太少。四年扩招带来了学生素质的良莠不齐，学校人文精神的流失，学校风气的浮躁，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学校逃避了自己的责任。

　　造成自杀的精神疾病成了公共卫生问题的一部分，心理干预门诊成了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对口部门。

　　而对高校中的自杀者来说，心理干预门诊和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是最近的救命稻草。问题是如果这根稻草抓不住，或者这根稻草不管用，他们的希望在哪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瑞先、黄泓，实习记者柴爱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