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远

　　陈丹青毕竟是位个性鲜明的艺术家，连辞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都能制造出非凡的轰动效应。他若因而少带几个学生却推动了中国高教的新一轮改革，那倒是件很划算的事情，尤其从长远看。

　　但是，由此推动的高教改革到底要改什么呢？

　　从陈丹青自己的气话到因之而引起的一片谴责之声看，火力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落后于时代，招生标准太机械死板，因而埋没了一大批人才上。学术机构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考试科目的设置欠妥，科目间的主次失序等的确急需改革，也的确应该因学科而异，大可不必强求整齐划一。然而，若论招生标准，尤其是研究生招生标准，虽然标准本身有待改进，但现在的情况恰恰不是标准把握太死太紧，而是太松太滥，使原本含金量相当高的中国大学所颁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大贬值，不仅自己觉得不地道，在国际上也被人另眼相看。

　　这种现象出现，当然有非常复杂的背景，主要原因却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根基和全民急功近利的社会现状。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使全国都向一个标准看齐，从当兵到上大学到经商到从政，被认可的成功之路似乎永远都只有那么一两条，大家都蜂拥挤向这些狭窄的通道。而最近几年的热点则是大家都要拿个学位，大学也因趋权爱钱而大量滥发文凭。这样既使所有文凭都大大贬值，也反映了对学位的根本误解。

　　博士学位的目的非常明确，为的就是培养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博士学位获得者一般只有两个去向：大学或研究机构。在欧美国家，博士是大学教师和研究所研究员受雇的前提。日本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中则很少有几个博士。而在管理人员中，只有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如院、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等要求博士学位。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专业或高级管理职位是以博士学位为雇用前提的。倒是在国内，突然间几乎随便什么职位都是一开口就要博士学位，而且要国际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

　　要这么多博士干什么？

　　在不少情况下，博士甚至可能成为累赘。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博士的取得，一般都需要将近十年时间。如此长时间面壁读书，虽然积攒了知识，养成了逻辑思辩能力，但是随机应变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就算这些能力都完好无损，不以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去苦读博士则完全是无端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中国的硕士学位仍然因袭前苏联的体制(前苏联把它叫作副博士)，一般都是三年制。在社会尚无能力或时间培养出足够博士的情况下，这种硕士可以起到博士的替代作用，所以其培养目的仍然是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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