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世良

　　看了2000年6月《四中校友报》总第33期第2版上赵国鼎同学的文章，想起我在校时也参与过这一工作，决定把回忆到的写出来，希望能从中看出老四中的一种精神。

　　那是在1948年的暑假里，我刚读完高一，有位该升高三的同学找到我，就站在教员休息室的后院里向我说，让我参加识字班的工作。

　　我本来不知道有这回事，更未曾想到要干。他说历届同学都干，他们要升毕业班了，课紧，我们应该接班。我就同意了。

　　赵国鼎同学的文章说叫儿童补习学校，这可能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8年就叫识字班，这是准确无疑的。不过虽然叫识字班，其建制却如同一所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有，而且一、二、三年级还都不止一个班。暑假开学前，我们写了二十多张整开的大海报，贴到了整个西北城的各街区。到时就把学生招来了，自然都是些无力读书的贫苦孩子。

　　上课就在原大礼堂的那两排教室里。当年四中学生上课都是每天六节，上午四节、下午两节，三点以前就放学了；周六则只有四节，下午不上课。识字班的学生就每天下午三到五点上两节，周六下午再上四节。时间少了一点，每周14节，但就用正规小学的课本，而且科目很全·。记得每周还上一堂音乐课，有四中的一台旧风琴可用，教学生们唱歌。只不记得有体育课，大概没上过。

　　所有教员自然都是四中的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高二的。学校还专门给了一间办公室，地点就在原教员休息室的东边，隔一个小过道。和我一起教课的只记得有一位同班同学叫荣国凯，他是四中的早期地下党员之一，所以我想这识字班也非常可能是在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可惜荣国凯同学已于1998年去世，只好由别的知情同学来证实这一点了。

　　解放前的中小学都设训育主任，识字班也设了，大家让我担当，我就干了半年。课程并不由我安排，但有了职务就得多管些事，记得我给缺课的教员打过好几回补丁。也就是临时代课，自然是缺什么补什么，所以我倒教过不止一门。现在想来，我们这些业余教师自然水平有限，但都敢干、肯干，并且认真，绝对没有搪塞敷衍的情况。学生们又多能自觉学习，师生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学习成绩很不错。这位赵国鼎同学六年级毕业后，马上就考取了四中初一，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1950年4月末，我成了母校四中的图书管理员，一直干了两年半。算来赵国鼎同学此间正在校读初中，非常可能从我手里借过书，也许还有印象吧!四中同学从来就不是死读书的，我们自办伙食，组织社团，演出节目，编校报，办晚会，解放前夕还建立过小型的进步图书室。这些活动使我们从实践中懂得了必须尽力为社会、为他人做好事的道理。习惯成自然，大家都坚持了一生，现在则成了四中校友聚会时的永恒的潜在议题。我想，这就是我们四中人的共同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