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连生

珍贵的合影照

　　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伴随我坎坷颠簸的人生之旅，经历了四十二个炎夏隆冬。每逢端详它，就会引牵出情深义远的思念。

　　1960年7月，毕业班在高考之后到石景山挖水渠，勤工俭学。据说水渠是为轧钢厂服务的。在插有团旗和校旗的工地上，不管是烈日酷暑还是淋漓大雨，挖土的拼着命挖，抬筐的豁着命抬，手上起了血泡，肩上起了肿块，就这样战天斗地，气壮山河。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把繁重艰苦的公益劳动，看作是对思想品质的锻炼，对赤胆红心的洗礼。在骄阳炎光下和暑气蒸腾中，不少同学臂膀脱皮起疱，有的同学中暑头昏呕心，个个不下“火线”，大家相互关照着、鼓励着……。同学们联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波涅尔卡筑路一节的情景，以保尔?柯察金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自己，塑造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和群体。二十天的劳动结束，同学们背起行装列队徒步返校。这张照片就是在返回的第二天91班全体同学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合影，个个都是黑黝黝的面庞。

　　高中三年正值“反右”和“三面红旗”的年代。91班，1960届高三(6)班，由于某些因素的促就，始终处于那个年代的波峰潮头。经历了整团、全民炼钢(在原礼堂前院修筑两个坩埚、十几个反射炉“炒钢”)、双反运动(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大小字报并发)、斋堂农村劳动、深翻土地(到昌平蛤蟆屯深翻耕地一尺五)等。班团支部连续三年被评为西城区红旗团支部。令人永志不忘的是，1960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刻，我们全班同学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发出“我们是共产主义建设者，我们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誓言”。班生活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团支部书记赵锡禄、班长王显周等学生干部处处以身作则榜样照人。

　　庄严壮丽的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是伟大祖国的心脏。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红领巾，读小学时就在这里接受过领袖们的检阅，“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当年的嘹亮歌声充分表达我们儿童时代的幸福与自豪。我们在初中时参加“五一”、“国庆”游行，在这里放过五彩缤纷的气球和美丽洁白的鸽子，气球、白鸽牵系着我们美好的理想升腾、飞翔。我们在高中时曾身著运动装组成体育大军方阵，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乐曲声中，雄姿豪迈地通过广场。高中毕业时，全班同学又在天安门合影，记录了刻骨铭心的珍贵情义。

　　文理分科后的91班为45个同学，除少数同学提前考入军校等原因未到外，天安门合影为39人。四十二年风雨，四十二度春秋，与共和国共命运的四十二载峥嵘岁月，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班集体没有单独聚会过。分别了四十二个春夏秋冬，想念你们呀!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九个日出日落，想得我们头发都白了!当得知潘芄西(潘梓年之子)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致死，我悲愤不已；当听说汪克勇辞世于意外事故，我悲怆万分；让人痛心疾首啊，曾经在八十年、八十五年校庆晤面的张敏一、胡箴、孙兆祥，先后英年早逝了。我也听说，武尚贤去了

　　我越发逐日升级般、焦灼地关念着：我们的笛子演奏家、电力专家单志宏可否找到?献身于航天事业的姜采芹，航空工业的孙绪德，还有农机事业的李德兴、周述德，中科大毕业的陈道明、谢锡才……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我诚恳地向道明兄致歉，在“大一”那年他两次到家找我，但均未谋面，母亲曾催促我去他家看看，我出自未进入理想大学的自卑感竟未成行。四十二年过去了，歉疚的苦水一直浸蚀着我的心……

　　我时常在想，也许是奢望，91班的同学们能够在不甚遥远的一天，相约在天安门重逢，当然最好是不少人手上还捧着这张珍贵的照片。